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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截止到昨天，除文学之外，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和平等2005年诺贝尔奖得主已先后揭晓。对中国而言，13亿国人再次扮演集体看客的角色。
如果以平常心态看待之，它无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的整体研究水准和学术水平还不到火候。问题是很难要求人人都具一颗平常心，遑论一个民族———尤其是曾经长期陶醉于科学昌明却又饱尝一个半世纪文明失落之历史伤痛、眼下欲急切追赶的中华民族。
一般而论，普通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还主要表现为民族自尊心的表达和满足，而在学术界、科技界、教育机构、大众传媒乃至政府，对诺贝尔奖的渴望、企盼、“证明”、炒作乃至“干预炒作”，则各有各的心思、利益所倚甚至难言之隐。这些个诺贝尔奖情结的“外延”所包含的情绪表达或宣泄只可意会、不必明言。
如果说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范围内的“诺贝尔辉煌”倚赖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文学的“诺贝尔辉煌”仰仗宽松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平的“诺贝尔荣耀”可遇而不可求，导致中国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能继续充当看客的话，那么，经济学的“诺贝尔辉煌”对中国人而言，则另当别论。请注意和思考如下事实：
自1968年首次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历届获奖者并非因为在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有重大理论突破，而主要得益于建立于数理分析层面的“技术创新”而获奖。简言之，得奖的原因主要不是“认识论”层面的理论创新，而是囿于“方法论”层面的“实证突破”。这个现象在相当程度上说明，自从亚当·斯密以《国富论》为西方近代经济学奠基的数百年里，西方经济学在基础理论层面业已相当成熟，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界未曾出现“牛顿”式的经济学巨匠。基于理论缘于实践，则从另一方面告诉人们，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当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只须修补完善时，再要出现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和突破是缺乏实践前提的。中国则不然。正在艰难推进的经济体制转型和再造，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其实践的“体量”如此之大，其实践的内容如此丰富，其旧有的和正在生成的新的经济形态如此富于“中国特色”，照理说，完全应该成为培育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得天独厚的“沃土”，为人类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中国的理论板块”。
这个观点并非一家之言。今年5月底6月初“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论坛”上，“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先生有言：“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经济变革无法用西方传统或现代的经济学理论作出准确解读，也无法从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变革中找到答案。”事实的确如是，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变革既不同于西方建立于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譬如印度)的市场经济，你说它“四不像”也好，说它极富中国个性也好，一个无从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变革正持续创造着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经济神话”。有如此丰富的经济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鲜活养料，正常情况下，中国经济学研究学术团队中的佼佼者怎能不获取诺贝尔奖？
问号在这里表述为“不正常”。究其缘由，择其重要，在于类似物理学、化学学科的重大理论突破更多依赖于科研“硬件”支撑和高水准的学术团队作基础，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突破则更多依赖于充分的学术思想自由———冲突一切人为设定的有形无形的理论研究的禁忌。假如这个根本性的桎梏不能突破，中国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水平和人品实乃微不足道。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不切实际地算计中国何时能得诺贝尔奖，不如痛下决心推动体制改革，哪怕仅定位于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创造宽松的社会体制环境……说得更直接些，当学术研究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那一天，别的不太好说，中国至少在经济学和文学领域摘取诺贝尔奖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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