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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智翔
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首次引入了“听证规则”，表明立法者“程序优先”的理念开始明朗；2000年颁布实施的《立法法》又上了一个台阶，将“听证会”引进了立法程序。“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各种形式
”(《立法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2005年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就《个人所得税法》减除标准的修改举行了第一次立法听证会。由此，纸面上的法律变成了行动中的法律。
听证诞生于“宪法之母”的英国，源自英国的普通法，最初的听证是指司法听证。后来这一制度从英国传到美国，又移植到立法和行政中。再往后，听证制度渐渐地传播扩散。可以确切地说，只要是法治社会，不会没有听证制度。
事实上，法律自身也有个质量问题。是开放立法还是封闭立法便是一个简单的检测标准。“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法律同样需要阳光的消毒来维持健康。开放立法就是打开门窗，迎接阳光的照耀，以此让人们知道，我们的法律是行得正、站得直的。
法律事关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强制性是其基本属性，这意味着法律自身蕴含着危险或杀机，如果法律本身是错误或是偏袒的，那么，这样的法律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制造问题。开放立法则是纠正法律出轨的有效制约。封闭立法(立法走私)实际上是一种设租行为。在逻辑上，设租是因，寻租是果，没有设租的种子，寻租便无从发生。如果设租得以成立，接踵而来的就是各种病菌的发育，贪污腐败、不正当竞争、店大欺客的蔓延和盛行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了。
此外，法律也有成本的核算。开放立法主要表现在事前成本，在法律的形成前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等各种资源，但这些成本是合理和可预测的。法律运行和修正的成本较低，实施和遵守的障碍较小，执行力较强。封闭立法的事前成本较低，但事后成本大得惊人，有时甚至无法测算，因为封闭立法产生的法律漏洞大而多，而且弹性足，实践中不是无法操作就是扭曲走形，其结果或是形同虚设，或成为攫取不法利益的工具。
英国政治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认为，政治的灵魂是妥协，而法律的灵魂是平衡。社会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并受制于他人同样的价值。法律是普遍的，涉及每个人切身而敏感的利益。要使千千万万的个体实现“和而不同”，只能依赖政治的妥协和法律的平衡，立法听证则是通向妥协和平衡的桥梁。立法是一项庞大、艰辛和耗力的工程，需要足够的知识、智慧、经验与无数的质疑、反思和方方面面的权衡。立法听证可以将分散的知识、能力、差距和分歧汇聚起来，形成互动和博弈的机制，在照顾多数人利益的同时不侵害少数人的利益。这样的法律就是质量合格的“良法”。
这次个税问题的听证会上，在20位公众陈述人的意见中，有10位认为个税的起征点应高于1500元，有7位认同1500元的起征点，综合各种意见，对于1500元起征点或者更高一些占据了大多数。对个人而言，起征点的上调是一种变相的减税，意味着个人收入的支配额有所增加，所有人都将从中受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听证会的成功并不在于观点的是非和对错，而在于对规则的尊重和守持，场面既热情又理性，没有混乱和嘈杂，每一位都充分利用自己的机会，用事实和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值得效仿的优良先例。
《立法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列举了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三种听取意见的形式，并用“等”作为兜底概括，这说明听取意见并不局限于三种形式。听证会已经结束，那么，是否可以来场辩论会？
(作者为上海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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