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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通过其官方网站正式发文，要求全市国家行政机关进一步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尤其对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提出了机制化的要求。
北京市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指定专人关注新闻媒体的报道”，对主要新闻媒体的批评性报道，以及群众通过主要媒体反映的有关公共安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及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2个工作日内向本部门负责同志报告”，责成有关方面迅速调查
、核实、处理，并将情况报市政府督察室，“对处理不积极、不及时的要通报批评”。
这个规定的亮点在于，它不是原则性地、笼统地提出要重视新闻舆论监督，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对一些细节进行了明确，比如“专人关注新闻报道”、“2个工作日内汇报”等，这就使得舆论监督成为了政府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人关注新闻报道、或者逾期没有报告处理，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这就容易避免出现“外面舆论鼎沸、内部浑然不知”的尴尬情况。
政府离不开舆论监督，接受舆论监督是对政府的刚性要求———这样的理念正在成为一种共识。也正因此，中央强调要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要求“进一步扩大公民、社会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但是，对待舆论监督，也总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出现。有的地方，采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应付和对抗舆论监督，如前时新华社披露的有地方设立所谓的“控负”机构等；也有的地方会在文件里简单地写上“重视”的条款，但是如何重视、不重视应给什么处分，都没有详细的规定，这样最终将使接受舆论监督变成一纸空文。
政府接受舆论监督需要机制保障。这样的机制包括：人力安排，要有专人做好信息收集和报告；程序设置，对舆论监督事件有一套科学的、有效率的处理程序；反馈机制，对舆论监督事件的处理过程要及时向公众和媒体通报，征求公众对处理结果的意见；问责机制，对那些忽视甚至排斥新闻舆论监督的工作人员施以怎样的行政处分，等等。
以这样的理念来看北京市接受舆论监督的规则，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在接受舆论监督的机制建设上迈开了不小的一步，显示了正确对待舆论监督的勇气和信心。
当然，这个规定也有有待完善之处。比如，要求各部门将处理情况报告“市政府督察室”，通过内部督察固然不可缺少，但同时是否也可以将有关情况通报给发出报道的相关媒体呢？如果媒体能够及时将处理的情况进行通报，似乎更能加速事件的解决，安定人心，实现政府和公众的良性互动。
还如，北京市要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由新闻发言人通报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公布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情况、政府重大决策、重大突发事件，以及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这里的“适时召开”显然比有的地方规定的一个月甚至三个月“定期召开”要进步许多，但是，以“新闻”规律来作为新闻发言人的职业要求，似乎用“及时”更贴切，甚至还可以作出更详细的时间上的规定。这不仅是一个词汇的不同，更是理念的取舍———“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在于要把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的全过程主动公开，是根据事件的进展情况来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机，而不是由新闻发言人的主观判断来决定召开的时间，这样很容易陷入“有了结果再公布”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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