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
现在讨论农村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大家都喜欢以“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出问题？”来判断方案的可不可取，所以，也总拿不存在的“十全十美”的方案作为参照的对象。
土地私有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国的私有制经验证明——不会。现在的事实是，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样在转为非农用途，在此过程中权力和资本获益最多。
相比之下，如果土地私有，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
目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是先画了几个不可碰的“圈圈”:政治组织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土地公有制、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并且土地不可兼并转让。
如果这四个圈圈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农村发展专家，即使叫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可能无能为力。这就好像去找最好的救命医生，同时又先规定这些医生不能用哪些能救命的药方与药品。我们反倒应该问问自己:是真的要解决农民的问题，还是只为了自己以及权贵的政治前途，借农民的话题为既得利益说说而已？
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以及其成功恰恰说明一点:应该让农民个人的责任感尽量地发挥。照这一理念继续走下去，下一步只能是把土地产权分回到家庭个人，这才可彻底发挥出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也可以让农民自愿、自发地形成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经济自助体，也可让他们自发“计划生育”等等。如果没有土地产权私有，这些自发的行为都很难。
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乡村社会的官权过剩，民间权力衰落”。究其原因，在中国农村，现在掌握在官权手里的资源有两大块:第一，公有的土地；第二，他们不受约束的行政摊派、各类名目的税费权力以及行政审批权。只要这两块还不变，农民的鼻子只能被官权牵着走，“还权于民”和“以民为本”都不可能。
因此，官权是问题中的最关键之处。这一点就涉及到政治与组织行政架构这个最关键之处。实际上，只要官员的权力结构不改变，任何意在制约官权的努力都难办。因此，我个人认为，行政的领导权首先要退回到县这一级(就像中国历代皇权都到县一级为止一样)，让乡村权力真正由农民选举的人担负，实现“乡镇自治”。
(作者陈志武，原载于《财经时报》，本报有删节)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