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经济对宏观经济没贡献 终结还是继续

    本报记者 张庆源 实习记者 李天胜 北京报道

　　1999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增加五一、十一和春节假期的文件的时候，不会想到一个最终创造了数千亿旅游收入的市场大门已经悄然开启。这个后来被称为黄金周的长假涌现的井喷式的旅游行情，在中国刚刚走出亚洲金融风暴阴影的时候，为中国经济增添了一层亮色，而在随后的7年里，它在不断改写着自身纪录的同时，也不断地承受着各种争议 。在质疑声和肯定声的交汇中，它的生命力似乎依然强劲。

　　它还能陪伴中国人多少年，会有告别的那一天吗，我们又将以怎样的心情来跟它说再见？也许，正如它来时的偶然一样，当它远去的时候，我们也会坦然地接受。

　　巧合创造历史

　　1999年，50周年国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9月份签发文件，宣布全年增加五一、十一、春节各一天假期，国庆的一个双休日加一天变成了三天。那三天的旅游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虽然那已经可以看作黄金周的预热。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2000年五一。按照

日历表上的时间，如果正常放假，1日到3日休息三天，工作两天，紧接着6日和7日是一个双休日，工作和假期都显得短促和不连贯。很多地方政府把4月末的双休日拖后到了6日和7日。一个长达七天的假期就这样不经意地出现了。国家旅游局政策研究处周处长说：“当时确实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

　　这一个巧合就此创造了历史。

　　7年后，提起2000年五一黄金周，国家旅游局综合协调司副司长刘小军用了一个词——惨不忍睹。有三个事例后来被国家旅游局的官员常常提及。第一个是北京八达岭堵车7小时，有的车从北京城里开一天硬是到不了

长城；第二个是到陕西华山的游客挤满了整座山，上去了几乎下不来；第三个，湖南张家界人满为患，市长急了，号召市民把自己的家门打开接待观光游客。

　　来自沈阳的导游赵先生当时正好带团在张家界。他说，当时张家界的情况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张家界酒店、旅店很多，但那时候许多旅客都没有地方住，许多人干脆跑到区政府的大院里，要求解决住宿问题。

　　7天的假期，全国人民出游4600万人次，花了181亿元。刘小军说，“政府从这个七天假期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家出游的愿望原来这样强烈，另外一个就是，这也许还是个发展经济的机会。”

　　1999年，中国还没从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中走出来，当年GDP增幅为7.1%，朱镕基总理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政府可着劲花钱不说，还为公务员加了薪，目的只有一个，刺激内需。

　　假日经济由此而生。就是在这个五一之后，国务院委托国家旅游局起草一份文件，内容是前后搭桥设置黄金周假期，而后，国务院向各个部委转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国办发[2000]46号文件。8月26日，由国家旅游局、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公安部、交通部等14个部委组成的“假日办”正式成立。

　　刘小军副司长说：“实际上，政府当时考虑设立黄金周假期，一是照顾到大家的旅游需求、保证了公民的休息权；你说有没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

　　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曾表示，黄金周的实行确实改变了勤劳朴素的中国人的生活休闲方式，培养了大批国人定期休假的习惯，确实使中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他是后来坚决主张停止黄金周的人之一。

　　全民度假

　　国民的出游冲动陆续开始在一年中的三个黄金周释放。刚开始的几个黄金周，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几乎全都是中国人的身影，在吃饭的地方，上一队中国人吃完了，下一队中国人在等着接上。2000年，中国国际旅行社销售量最大的一个黄金周的收入大约占全年收入的1/4到1/3。

　　中国国际旅行社门市总经理宋军说，当时真是游客爆满，客房、客票都相当难预定。国旅社当时有800多名员工，平时在第一线带队的员工不过七八十人的规模，但在黄金周期间，一下子组织了400多人到一线去带队旅游，不管是做财务还是做行政，有导游证的都去带队了。

　　2001年的沈阳，数不清的导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有证没证的，兼职专职的，素质高的和素质低的全部上马，导游仍然非常紧俏。导游赵先生说，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沈阳的旅游市场开始火爆，秩序也越来越混乱。

　　伴随着出游高峰，问题如影随形：交通运力、社会治安等人口迁徙的问题开始突出起来，公路、铁路和航空等，都集中承受着巨大的负荷。2003年的十一，赵先生接了一个团到鞍山本溪，那是从哈尔滨来的一个旅游团。一辆限载30多人的汽车，硬是挤了64个人。

　　今年十一黄金周，首都机场每日起降飞机架次已经达到968架次，而整个机场极限满运架次是1000架。

　　这样的窘境确实影响了人们出行的质量和兴致。今年国庆从山西来北京的刘女士说，她们从山西长治坐长途汽车到北京，平时只要120元，现在已经涨到了180元。在北京，他们还几乎找不到旅店，因为到处人满为患。

　　2005年十一黄金周首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游客超过了70万人，像往年一样，广场成了人的海洋。而在近几年的黄金周期间，一些著名景点对旅游人数进行控制已经成为惯例。

　　在这样的局面下，人们对这个假期的态度慢慢变成了“又恨又爱”。在天安门旅行的工人出身的王先生说，下次如果人还这么多他们就不来了，而他的妻子则说，下次还是会来，因为一家人只有黄金周能聚在一起。他们还表示，如果政府出台强制带薪休假制度，他们都会很赞成。

　　终结或者继续

　　从统计数据来看，7年黄金周，截至2005年五一黄金周，14个黄金周的旅游收入为4292亿元，中国人出游人数达10.7亿人次。黄金周的含金量可见一斑。但是，现在国资委研究中心任宏观部部长的赵晓一开始就认为，所谓假期的消费只是时间上的转移，只有收入的增加和消费倾向的变化才能引起总消费的增加，所谓的“假日经济”对整个宏观经济是没有贡献的。

　　今年十一黄金周选择回江西老家的赵晓说：“我大概是当时惟一批评这个政策的学者，作为我个人来讲放假我当然愿意，但是这不能说成是拉动经济的理由，我觉得这还是搞惯计划的官员做出了这样一套制度，凭感觉设置了这样的政策。”

　　国家旅游局综合协调司副司长刘小军说，这种说法被叫做“水平位移派”，是反对声音中的一派。刘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刘解释说，比如一个家庭平均收入的30%-40%用于自身生活必需的支出，剩下的用于存款等

理财，如果要出行就会不自觉地买一些东西，比如纪念品和旅游必备品等等。我们说拉动经济的是本来不需要买东西，出行就需要买，这是从本来的存款中转移过来的消费。3个7天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刺激人们消费”的机会，这些都是黄金周展现出的新供给、新需求。2000年春节黄金周的时候，在海口，外地游客买走了154套住房，这就是原本几乎不可能短期出现的消费。

　　在刘看来，这样的政策实际上也暗合和顺应了一种规律——一般意义上，在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会集中出现出游的倾向。

　　但是经历7年风雨之后，黄金周似乎也已走入一个平稳期。现在，一个黄金周的收入大约占中国国际旅行社全年销售份额的1/8。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德谦认为，这种增速的趋缓，是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的正常现象。

　　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不否认黄金周曾经的作用，但是他认为，黄金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着黄金周旅游人数的增加，导致社会的运营成本越来越大，并且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2004年，王辉耀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中国公众假期存在弊处应优化》一文，后来这篇文章被辗转送到了国家旅游局。当时，外界对黄金周的质疑声音已经此起彼伏，旅游局专门为此开了一个会，讨论黄金周是否应该取消。会议的结果是决定继续。

　　王辉耀说，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现在的黄金周起不到优化社会资源的作用，同时导致很多企业不愿意推行带薪假期。在他看来，黄金周制度其实是政府缺乏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经验和缺乏全国性长时间全民统一放假模式管理的表现。

　　不过在旅游部门的官员看来，取消黄金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十一期间正在全国假日办值班的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处长周久才说：“如果现在取消黄金周这样一个休假，大家肯定不会同意。”他说，我们在讨论是不是取消黄金周这个问题上，应该看到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能只在表面上反对或者赞成。

　　周经历了历次黄金周的假日值班。在他看来，假日办成立至今，假期情况还都是比较平稳的，“尽管问题随时出现，但大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10月1日，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结束了对北京旅游一线的检查之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说，从眼下看，黄金周最突出的矛盾还是交通运力的问题。黄金周从诞生起到现在所起到的作用是一贯的。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工作压力很大，这使得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旅游在客观上起到了舒缓人们压力的作用，使得人们身心愉悦，这也为实现和谐社会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邵琪伟认为，应该循序渐进地去实施带薪休假制度。之所以没有以强制的形式全面实行，是因为中国人均GDP目前只有1000多美元，各个地方发展还很不均衡，像一些地方的工厂只能解决生存问题，不能很好地考虑更多的问题。“要求全面实现带薪休假的条件还不是很充分，在现实上也还是有困难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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