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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严羽
9月22日，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在网上公开退学申请书，以自己的求学史叙述表达了对目前的研究生评价体制特别是论文发表制度的批判。在今年陈丹青辞去清华教授职位和北大的贺卫方辞去硕士生导师资格之后，大学研究生培养制度再度遭遇了这种来自于“离”的困惑。
由于整个中国大学教育其实都处于一个自我改革的调整周期，无论说本科教育还是说研究生教育存在问题，都不会引起什么异议，可以算是普遍共识。不同之处只在于，对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和问题，人们的意见有区别。因此，对于反思目前的研究生教育而言，几位老师或者学生的“离”，意义并不在于他们的表达方式的道德含量，而在于他们提出了何种层次的问题，揭示了何种变化的可能。
不过也许“离”的方式更容易在这个喜欢热闹的时代引起人们的兴趣。人们也更在乎更喜欢讨论要不要“离”，这多少说明，个人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总是市场社会的个体最关心的题目。陈丹青在评论王垠退学事件时说，“我想说不管是他个人还是社会，都要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个人行为。如果他希望通过这个行为达到一定影响力，改变体制，改变环境，我希望他放弃这种想法。”此话之中含了对人情世故的沧桑感。
现实可能比陈丹青所说的还要令人有沧桑感。社会其实只能最关心要不要“离”的问题。一是因为大学教育制度的问题究竟该如何估量，是否就是他们这些新闻人物所说的那样，改革之道究竟是什么，不仅本身是非常有难度的问题，一般人难有心思和能力去认真打理，而且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一种意见已经很难轻易成为权威性意见了。“离”的行动本身，只会让同情增多，而不会让某种意见的权威性升高太多。一般人对制度的不适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的不得已，对其他的制度设想看得同样世故。二是一般人更关注“离”了划不划算，或者更世故地推测，“离”的原因也许更复杂，比如有报道引述王垠系友的话说，王垠退学的一个原因是与导师交流不畅。
更让人有沧桑之感的地方或许还在于，即使在赞赏和支持他们“离”的人们中，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例如大学教育制度的问题究竟何在，却未必有太多人接过去认真思考。大多数表示赞同的人也就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既然你已经这么有道德热情，这么舍得以舍弃表达批判，那你就是对的；而至于离不开的制度接下来如何改变会更好，更让大多数人满意，这个问题同样还是有点过于花脑筋。这多少辜负了这些提出了问题的离去者的付出。经过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或者公开信的网络化扩散，他们已经非常主动地向社会提出了“研究生教育向何处去”的问题，但他们大概都是不会太愿意看到只能收获好些聊表赞同的掌声的。
有人或许会期待“离”的方式会让更多的人赞同他们的意见，但如果推动不了更有效的改变的出现，这种赞同即使有也是廉价的；而且如果推动不了，新闻事件就会很快泡沫化。所以真正有挑战性的问题仍然在于，如果不这样，那么我们要怎样？比如，如果研究生(或者大学教师)不用论文来评价，那么要用什么来评价？很多人都会有自己个人不同的看法，那么更具挑战性的问题还在于，你的意见如何让多数人信服？你的意见如何才能比目前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大学的成长？答案我们或许不知道，但可以知道的是，“离”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否则所有企图提供方案的思想者都会来表达“离”愁别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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