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透明度也是生产力

　　□陶冬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将于明年1月31日退休。作为金融监管领域的奇才、全球市场的守护人，他打算通过一系列演讲，总结十八年来的得失，将“格林斯潘神话”延续下去。今年7月20日，在国会亨费利-霍金斯听证会上，格林斯潘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了第一个演讲，所选择的题目是政策透明度。

　　大幅度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是格林斯潘的一大发明，为“格林斯潘神话”的精髓。选择以此开始“告别演讲系列”，再合适不过。在格林斯潘任内，美国央行与市场的关系，由对立走向合作，由暗箱操作走向透明，由事后反应走向前瞻引导。与之相应，市场对央行的态度也由警惕转为信任，经济由大幅起落趋向平稳增长。

　　最近几年联储的透明度已变得十分高，格林斯潘对市场的引导也开始炉火纯青。形势判断、政策走向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市场中，真正到了加息时，市场居然波澜不惊。

　　通过高透明度和持续反馈，将政策变化消化在发布之前，将市场和经济可能受到的冲击尽量减少，这应该说是政策制定者思维上的一个革命。交流和反馈带来市场对政策预期的变化，带动微观企业决策的改变。如此一来，经济更稳定，政策决策和执行也变得容易一些。这个逻辑在今天看来十分自然，但是对于格林斯潘的前任沃尔克以及当时的其他央行行长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在他们眼中，央行代表着权威，其任务是监和管，结果央行专门与市场作对，加大了经济的震荡。可以说，格林斯潘在政策透明度上的所作所为，是监管史上的一次飞跃性进步。

　　格林斯潘的高透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平衡健康发展有着直接、重大的贡献。在他任内，美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仅为1987年前的一半，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仅为之前的三分之一。高政策透明度带来企业前瞻性的自我调整，也减轻了市场的波动。今天美国利率低下，有众多原因，不过政策震荡的风险溢价下降，一定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政策透明度也是生产力！

　　应该说，中国

人民银行的透明度在过去十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十年前获取一些最基本的货币、金融数据都很困难，今天则容易得多、及时得多。央行的网页上有最新的金融动态和政策变化，不仅对职业经济学家开放，也对所有公民开放。从政策执行季度报告到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后的声明，透明度较以前高出许多。媒体对政策的关注和报道，也为企业和人民提供了一个更深入、更广泛的知情权。

　　不过与格林斯潘的透明度相比，中国的央行还有相当的距离。去年的

宏观调控几乎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征兆下出台的，之后的几个月里信贷出现了一刀切式的断流，毫无商量余地。最奇怪的是，四月底收缩信贷的通知刚刚下达，外电纷纷报道时，有官员竟出来解画，号称只是针对当时“五一”长假期作的暂时调整。从微观层次上观察，银行的信贷尺度由去年初的“极松”，到年中的“极紧”，再到年底的“略缓”，直到今年的有选择放贷。

　　这几乎是一个完整的信贷周期，但政府对贷币政策意向的描述，却始终维持在“稳健的贷币政策”上。这轮调控对民企和部分行业杀伤力很大。如果警告来得早点，政策更透明一点，一些损失完全可以避免。

　　在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上，政府强调出其不意，而且政策出台的时机也确实出人意料。从操作上看，这样做无疑是成功的。不过再仔细观察，汇改时机的零透明度下，吃亏最大的不是国际炒家、对冲基金，而是中国的出口厂家。由于汇率的不确定因素，出口商今年推掉了不少海外订单。

　　不是所有的政策都可以预先公告天下的，也不应该强求政府有百分之百的透明度。但是以中国目前的政策透明度，进一步加强与市场、企业、居民之间的沟通确是值得提倡的。通过提高透明度来引导市场，可以减少微观层面的误判，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不仅美国央行在这样做，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也在尝试着这样做。应该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反映着决策理念和监管思维的进化。

　　格林斯潘是现代经济史上的一个奇才，是经济学大师、心理学大师。他对经济现象的洞察力、对风险的预见性以及与市场的沟通手段，常为人称道。这些中国的官员未必全能学到，有些在中国也未必适用。不过提高政策透明度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应该从提高透明度作起，这个包括政策意图的事先交代、对经济走势判断的双向反馈等。政策制定者其实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经济的对立面。政策制定者与市场，角色不同，但利益是一致的。政策透明度越高，经济波动越小，发展就越快、越顺利，决策人脸上就越有光。这是格林斯潘为其后任以及同行留下来的第一粒锦囊。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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