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杂志：国有银行股权换技术死结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地方商业银行正处于股权出让的风潮中，洋战略投资者们决不会是“活雷锋”，那他们是什么？

　　□记者 宁南

　　“持股超过50%，才能真正对银行管理负责。”今年夏天，艾尔敦不冷不热地说。

　　站在外资银行角度，眼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为了上市前赴后继地招揽战略投资者，这位刚卸任的汇丰银行CEO开始对他曾经非常关注过的中国市场投资战略畅所欲言了。

　　艾尔敦发话后不久，9月初，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相继完成了各自战略投资者的招募工作。

　　建设银行方面，美国美洲银行支付25亿美元持有建行9%的股份，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14.66亿美元持有建行5.1%的股份，两家外资持有建行14.1%股份。

　　中国银行方面，苏格兰皇家银行出资31亿美元购入中行10%的股权，淡马锡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投资中国银行31亿美元购买10%股份，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将获得中国银行5%的股份。

　　按照艾尔敦的观点分析，所有这些战略投资者尽管总共拿出了近128亿美元的真金白银，仍然都是“不用承担太大责任”的角色。当然，这其中有涉及外资投资中国国有银行的25%股比门槛限制。但建行和中行期待这些战略投资者担负的责任却不少。正如

银监会官员所言，招募工作完成，“意味着战略投资者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个人银行业务、信用卡、公司现金管理、信息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重要领域的援助以及有关业务领域的合作已经拉开序幕”。

　　“不但要承担巨大的上市风险，还要把自己看家的‘金刚钻’无保留让出来，看上去这个战略投资者简直就是‘活雷锋’。”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对“境外战略投资者能给两家银行带来先进的产品和管理技术”的思路表示怀疑，“这个期望可能是一厢情愿。”

　　“以我为主”的“双赢”？

　　2004年4月，就引进战略投资者，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给出了16字方针，“长期持股、优化治理、业务合作、竞争回避”，希望以此来实现“双赢”。

　　作为专门负责外资银行监管的银监会银行监管三部主任，王兆星对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中资银行提高竞争力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和困难，就是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及产品创新的落后。也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中资银行

不良资产比率过高，风险集中度过高，经营成本和损失过高，产品创新能力较低，业务盈利能力较低，资本补充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较低。最后导致其市场竞争力的下降。而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靠自己来解决，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与资源。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战略选择。”

　　按照他的判断，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至少可以从5个方面为中资银行解困：境外战略投资者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声誉，一定会通过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促进银行公司治理的不断完善；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享有中资银行客户及机构网络，取得理想投资回报的同时，也会贡献其先进的管理理念、经验和技术；可以直接引进境外资本，改善财务状况，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成为合作伙伴后，中资银行可以享有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创新成果与经验；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帮助提高中资银行国际化水平。

　　但外资银行认为这种指导思想可能有些过于“以我为主”。 “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种判断，太模糊了。”某德资银行驻华代表处首代告诉记者，长期持股对其来讲，就是风险的长期持有。“但是未来的收益却充满了不确定性，更何况是中国的国有银行，银行领导人可以一夜之间变成盗窃犯。”这位银行家摇着头说：“长期持有，对我们来讲，压力太大。”

　　他代表的这家银行也参与了几家中资银行的战略合作谈判，其切身的体会是：“除非你是财务投资，不搞银行业务，否则你会发现任何方面的合作都埋藏着争议和冲突，而且这种合作迟早都会变成竞争。”

　　他举例，“我们的一项外汇中间业务，利润很丰厚。合作过程中，他们希望转让这方面的技术。可如果给他们，我们等于给自己制造竞争对手。”因此他认为，如果不能实现控制权，一切合作都不可能真正展开。

　　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机构大概400多家，其中营业性机构200家，非营业性机构(代表处)200家。在200家营业性机构里面包含160多家外国银行分行，6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的独资银行和7家外国银行资本、外国产业资本和中国金融资本结合的合资银行及他们的一些支行和分行。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与中资银行已经相差无几，而其奉行的经营战略和特点非常明确。对此，王兆星很清楚：“一是外资银行把他的市场和客户目标定位在其优势的领域和客户群体，提供一些中资银行还不是非常熟悉、但他们已经是经营多年、开发多年、营销多年、有丰富管理人才和信息系统的业务领域，如信用卡，网上银行；二是推进本地化战略；三是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城市和人群。”

　　也就是说，在2006年底所有在华外资银行全面开办人民币业务时间表前，外资银行已经具备与中资银行在中高端市场形成广泛业务竞争的实力。而且其对中国市场的熟悉和开拓深度甚至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采访中，一位欧资银行经理向记者透露，他们正在把江浙一些优质信用社发展成其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中间机构。他认为：“经过一定程度的培育，通过兼并可以迅速在中国最富饶的地区建立我们的市场影响力。”这远较“死啃”不到20%股比的战略投资者“骨头”更令人兴奋。

　　这样的思路其实也注解在花旗和汇丰这类外资银行“巨擘”的行动上。

　　当6月份市场对花旗出局建行战略投资者一事报以惋惜时，很少有人知道花旗银行为旗下花旗环球金融抢占建行上市承销“大餐”的热情，远远超过那个漂亮但铺着“针毡”的战略投资者位子。据知情者透露，花旗在谈判中，这种情绪的过分表现，和在管理技术及业务合作上的“吝啬”,甚至重重设卡，令建行高层格外恼火。

　　汇丰则从一开始就表示自己对参股四大国有银行“不感兴趣”。这家控制欲望极强的银行巨头喜欢个头小的中资银行。尽管从整体上仍然无法超越20%的红线，但在对交通银行的战略安排上，汇丰可以在这个红线下，尽力掌握了这家中国第五大国有银行未来利润最丰厚的业务和发展最关键的部门，完成对交通银行的战略控制。

　　目前，汇丰在交行已派出一个包括内控、财务等业务部门在内的团队。据接近交行管理层的人士透露，双方在信用卡业务的合作已渗透到管理细节。倘若信用卡业务开展顺利，汇丰将会把这种合作模式推广到其他业务上。

　　花旗入股浦发后的合作则更加直接，双方成立了信用卡中心，首席执行官及下属主要部门的正职均由花旗派员担任。

　　股权换技术的“前车之鉴”

　　此次引进的战略投资者着实跌碎了不少中国业界人士的“眼镜”，而在这种“想请来的没来”的背后，也暗示了中国银行改革设计和操作者期望与现实的距离。比如出手最阔绰的不是银行，而是一家政府型投资公司——淡马锡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即便是皇家苏格兰银行掏出的31亿美元，其中一半还是财务投资高手香港富豪李嘉诚和投资银行美林共同出资。而皇家苏格兰银行在欧洲出名的不是它的银行业务，而是投资策略。其出资的16亿美元，主要来自于投资于西班牙国际银行的股权转让。

　　惟一称得上可以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就是美洲银行。这家在中国鲜有名声和市场的美国第二大银行，希望通过入股中行进军内地银行业，似乎的确可以实现“业务合作、竞争回避”的目标。美洲银行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刘易斯表示，该行将在产品、技术以及管理大规模业务、个人银行业务方面协助建行的发展，并将派出大约50人的“雷锋”团队为建行提供咨询服务。

　　但无论怎样，这些参股机构，与市场期待的战略投资者形象差距较大。

　　“我们必须弄清这些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策略，对方在中国市场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往往已经决定了其与中资银行合作的方式。”中央财大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贺强告诉记者，就目前而言，境外投资者在中国的战略意图不外乎有以下几类：谋求对中国银行业的控制；抢占中国金融市场份额；在对中国银行业输出管理经验与实施技能援助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拓展自身的业务领域和盈利空间。直白讲，就是在赚钱的同时，“以美元换资源和市场”。

　　对于中资银行，建行行长郭树清也阐述了清晰的战略意图：“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不是为了吸引更多资本，而是为了引进更好的产品、经验和管理。”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股权换技术”。

　　而这之间明显存在对冲。据参与了建行与花旗谈判的法律人士透露，一谈到引进产品、经验和管理，双方发现谁都想获得未来更大的控制权，“中方希望借助外力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甚至国际竞争力，而外方只愿意中方在其全球战略的安排计划内成长和发展” 。

　　事实上，无论是“股权换技术”还是“市场换技术”，今天国有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一幕，早在10多年前中国汽车业已经发生过了——众所周知，中国汽车行业基本落了“两空”的下场。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李维安作为公司治理的权威人士告诉记者，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的银行业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政策基本上是一个外资的导入政策，解决的是“把能请的都请进来”的问题，而现在中国银行业市场已经是“能进来的都进来了，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时代。

　　按照他的分析，外资金融机构入股国内商业银行，其目的绝非仅仅是取得部分股权、分得部分利润。事实上，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外资金融机构最终都是希望通过入股中资商业银行，最终实现控制这些商业银行和相应的中国市场份额的目的。

　　实际上，按照现行的外资金融机构入股比例不超过25%、单个机构入股比例不超过20%的规定，外资金融机构取得中资商业银行的实际控制权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中资银行的股权比较分散，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高，股份转让的意愿强烈，那么，外资的比例虽然不超过20%或25%，但仍可以实现对中资银行的控制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中资商业银行都是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效益比较好、历史包袱比较轻、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国内中小商业银行。这些银行掌握着我国最好的一批金融客户资源，并在当地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有力竞争对手。一旦外资金融机构控制了这些银行，就意味着外资金融机构轻而易举地夺取了中国最具有活力和潜力的市场，这无论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对于国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掌控，都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李维安还提醒到，外资在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同时，也可能附有许多不合理的条款，借此推行他们的战略目的。甚至有的外资银行可能压制中资商业银行自身的创新和业务发展，按照其全球战略来设计合资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规划，将中资商业银行演变成为外资金融机构的一个分支机构；还有的外资金融机构可能把中资商业银行作为其转嫁风险的一个工具，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金融风险转移到中资商业银行身上。

　　也正是在谈判中遇到了这些现实的碰撞，建行和中行不得不“招赘”了更多的财务型投资者。这种引进战略投资者中的波折和无奈，能否“倒逼”中国银行业学会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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