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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挪用财政部1亿元专款，后有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孙鹤龄涉及蓝田股份造假。前者是在回母校重执博导教鞭之后事发被捕，后者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财务专家，论著几多。“高官”、“学者”、“腐败”三个词连在一起，舆论哗然。
专家在人们心中原本理想化的形象被颠覆———学识毕竟只是知识的积累研究，素养
则是另需培养的道德课题，有学识并不等同于有素养，育才用才应有所警惕深思。然而有的评论因此便断言学问与权力联姻助长了腐败，学者型官员尤需提防，这就未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诚然，学识使腐败更隐蔽和危险，但它只是加剧腐败的结果，并不是促成腐败的原因。如果学问碰上权力真容易腐化，那我们又何必提倡人才的培养深造？既然一经培养，学识提升，就易腐败，行政领导不学无术岂不更好？而事实上，管理决策层富有良好的学识、专业的修养，有助于把握全局、高瞻远瞩，有助于增强科学高效的执政能力。学识不过是种手段，关键在于怎么运用、用于何处，它与腐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再比如陕西3年查处的7名高校厅级干部，均属基建、采购、招生受贿，去年四川高校发生了1200余万元教材腐败系列案。他们显然不是学问太高才搞腐败，而是利用高校行政管理体系所赋予的权力“寻租”。还是那句老话，“绝对的权力趋于腐败”。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才是腐败滋生的土壤。
所以，学问与素养、与腐败无必然联系。提高执政能力、服务好社会民众，仍需一大批学者型官员，更需本非学者的官员增学多识。至于腐败，我们需提防的应该是权力监督是否有效到位，而非官员是不是学者型。
作者：龚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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