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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忠／文
世界经济论坛于9月28日发布了《2005至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49，较去年下降3个位次。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质量有所下降。《国际金融报》9月26日的报道提到，腐败、基础设施供应不足、融资渠道窄等并列为中国总体竞争力下滑的“最有问题因素”。
就在前不久，有关部门刚刚正式宣布，中国今年GDP的增长速度为9．5％，而通货膨胀率尚不足2％。按照发达国家评价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来衡量，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看起来真的是再好不过了。如此说来，世界经济论坛将要发布的这个竞争力报告，简直无异于兜头一瓢冷水，难免令我们好大一阵回不过味来。
很显然，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这就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应该说“卓有成效”———
GDP、物价等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所取得的成绩即为明证，可为什么“宏观经济环境质量”却被认为“有所下降”呢？在笔者看来，这种结果也许恰恰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同时更昭示出中国特殊国情长期潜藏着的隐患。
关注的目光显然还应回到腐败、基础设施供应不足问题等关键点上来。事实上，澳大利亚可以作为我们思考的参照系。该国区别于中国的最大特点，报道中亦有所提及，就是其“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公共机构、健全的公共财政、经济中的腐败程度极低”。这样简单做个对照，其实就不难发现差别在哪儿，有些差别甚至称得上最根本的差别。
多年以来，中国财政的运行机制始终是和新经济体制不协调、不匹配的，有识之士还曾多次呼吁，“中国应尽快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体系”。问题的实质其实就在于，公共财政本应是百姓财政，也就是说，老百姓“需要不需要、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就理应是衡量各项财政支出轻重缓急与合理与否的根本依据，而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就理应被放在财政需要解决的最优先位置，可中国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毋庸置疑，财政资金归根结底是老百姓的钱，在使用时，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就应坚持，这样有利于节约财政资源、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可问题是，“原则”被一再申明，却只成为一句动听的口号。更因为监督从来都像是一句空话，致使规范政府财政行为的问题，始终也难落到实处。
与之相对应的是公共机构问题。“市场化改革”曾一度成为最能唬人的名头，长期以来，在多个领域叫得天响，医疗卫生、教育及至住房等概莫能外。源头当然在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出了偏差，公共机构失去了“公共”这一根本属性似乎也就不难理解。拿公立医疗机构来说，其职责与使命在于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可当被披上了“市场化”这张冠冕堂皇的皮之后，一切就都变了，疯狂逐利成了其惟一目的。比如，公立医院里原本属于公共资源的医疗专家、骨干人才等，成了医院单纯牟利的工具，这根本就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巧取豪夺。而教育和百姓住房问题，至今仍在商品、产业与公共福利政策之间没完没了的扯皮，百姓的福祉总被弃置一旁。凡此种种，尽管官方已经有过表态，但具体实效要想显现出来显然尚需时日。
而经济领域的腐败问题，至今也没有露出已被有效遏制的迹象。“官商勾结”的屡禁不止，腐败分子的前腐后继，企业的不讲诚信等等，都构成了人们对社会文明、法治失去信心的理由。在这种状况下，试问，商业环境怎么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又该怎样让人们重建信心呢？而商业环境正是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当我们欣喜于今年的大好宏观经济形势时，还更有必要对这些“最有问题因素”加以十二分的正视。说到底，被评价为竞争力下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却不能因此得到警示并收获一份清醒。基于当前的形势，中国所要思考、探索的显然就不能仅仅囿于单纯经济学的层面，而更应深入到社会学的层面。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结构、经济环境等固然急需优化，然而需要优化的还远不止这些。如此想来，竞争力下滑的评价，中国不妨诚恳接受，并借此认真反思，以便找寻出解决诸多国情隐患的办法，着力予以消除。
（8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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