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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雄伟
据报道，1998年至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数量年均增长21.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2004年的19%。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超过20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
确实,这些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短短6年内翻了一番。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标准是毛入学率15%,按照这样的标准,我国在2002年就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以来的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发展”,也就是主要追求规模、数量的扩大和增长。而这些“发展”主要围绕教育经费问题,兴奋点在创收、经营、学校办公司、高收费等方面,即颇遭社会舆论诟病的“教育产业化”。这种“产业化”极大地影响了教育的质量和品质,降低了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因此,当我们在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兴的同时,也应该思考：实现大众化后,高等教育向何处去?
笔者认为,在实现大众化后,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由“发展”为主,转向“改革”为主,也就是对大学自身进行改革。
由于改革的停滞,今日的大学弥漫着浓厚的“官本位”氛围,大学里俨然成为一个层级分明的官场,有人戏言我国高校“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在管理人员的选拔机制上,大学沿袭的都是政府准公务员那套管理办法。大学的管理者是由主管部门按照选择政府官员的标准来任命的,而不是按照教育的标准来选拔。人们也习惯于将高校的领导与行政官员的级别进行对比。最可笑的是,与上世纪80年代淡化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的改革相反,90年代末重新确定了一批“副部级”高校。
在这种干部行政化体制下,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知识分子越发行政化了。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仍然缺乏学术民主。高校的高层管理者完全是大学管理者、经营者与政治家一体化,他们不是追求做一个优秀的教育家,而是追求自己在仕途上的发展。随着高校在招生录取、经费使用、干部聘任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高校领导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个别领导尤其是一把手大权独揽,他们逐渐进入了权力灰色地带的“小圈子”,走向官僚,滑向腐败。例如,陕西三年来共查处80多起高校腐败案件,仅媒体公开曝光的就有7名厅级干部、20多名处级干部。
因此,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由“发展”为主,转向对大学自身进行改革。致力于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保证我国的大学走上规模、质量和效益的协调发展的健康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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