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资令有走空的危险 官煤分离难在制度安排上

　　本报记者 刘津农

　　最近数十天，中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安监总局清理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电闪雷鸣”：规定9月22日为官员主动撤资的最后大限；9月25日为各单位向当地清理纠正工作小组上报情况的最后期限；各地清理纠正工作要在10月15日结束，省级清理纠正工作小组要于10月20日前把清理纠正工作情况上报上述四部门，还有其它要求若干 ……

　　这阵势应该说极具震慑性。然而，当9月22日大限到来的时候，从掌握的情况来看，广东、内蒙古、河北等地官员主动撤资的几乎没有，贵州也只是有零星的正面报道。舆论称：照此下去，“撤资令”将有走空的危险。

　　从投资入股官员的角度看，在时限内不主动交待，后面的动作很可能便是“负隅顽抗”了。对此，一位观察人士的分析一针见血：“对应‘官员撤资’这一规定，可能的对策是‘更名换姓’；对应‘关闭非法煤矿’，可能‘明关暗产’；对应‘事故重罚’，可能‘谎报瞒报’。”

　　有研究人士分析，官煤勾结的某些特点是导致“撤资令”风大雨小的重要原因。一是私密性。在官煤勾结中，干部直接投资入股的少，有的是家属子女投资入股，有的是相关权力部门的干部以职务身份入“干股”参与分红的。登记实名实姓的少，登记化名的多，有的甚至不登记，拿钱的时候与煤老板“你知我知”。二是查处难。因其隐密性，要抓住真凭实据相当困难。有报道说，湖南娄底市查处32名参股分红的官员时，当地纪检、公安部门组成专案组，花了整整半年时间。三是处罚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承认：现行法律不足以震慑犯罪，“《矿山安全法》、《煤炭法》、《安全生产法》和《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的相关规定，包括《刑法》的一些内容，有的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的则显得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足以震慑违法犯罪”。

　　这几天，媒体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使撤资了、处罚了，问题能最终解决吗？会不会在煤炭之外的领域出现“官股”？

　　回答显然不令人乐观。接近清理纠正工作组的人士说：“那些身陷黑利泥淖的市长、县长、局长和科长们是靠不住的，他们绝对不会乖乖听从上级的号召，就此金盆洗手。”“官商勾结、搞权钱交易等等，有着长期性、复杂性、顽固性和隐秘性。指望一查就清、一‘令’就改，是不现实的。”

　　撤资难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惊人的暴利上。有人估算过，设备简陋的煤矿生产100万吨煤，毛利润可达一亿元。一位煤老板透露：“每年投入20万元收益至少是20万元”。在此暴利诱惑下，煤老板不惜以身试法拉官员下水为其开绿灯，一点也不奇怪。官员们的从中受益，被比喻为“比抢银行都来得快，并且不承担任何风险”。在清理过程中，就有官员叫嚣：“宁不当官决不撤股！”

　　显然，暴利对官员的诱惑是无法“消灭”的。若要根除官煤勾结，在限期清理撤资之外，还必须借助一些制度安排，比如有关地方、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人员的定期轮岗；增加煤矿审批的公开性、透明性等等。如何设置制度、如何落实制度，则需要大智慧，而这是最难的。

　　此刻，有必要重温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或许可从中悟出制度安排的深意来———

　　政府官员“也旨在追求自身的利益，在政府里如同在商场里一样”，“我们必须试图建立起一种制度，在此制度之下，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服务于公众利益。”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