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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之曹林专栏
9月22日是投资入股煤矿的官员撤资的最后期限。就现状而言，“9·22大限”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内蒙古没有一名公职人员主动撤资”的消息后，当地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他们的整改期限延至10月。延期的不止内蒙古，许多省市的整改工作都另出时间表:河北的清理工作将于9月30日结束，河南的撤资日期延至10月10日，
贵州的整治行动持续到10月中旬。严肃的国家政令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可拉伸的“橡皮筋”。
中央权威与地方保护一直以来的矛盾和冲突，在此次撤资令中，从隐秘走向了公开，从间接冲突走向了正面交手，从局部走向了整体。面对挑战，中央该怎么办，拿什么来整治地方保护下羽翼丰满的权贵资本？
先要弄清楚为何出现这种冲突。显然，是中央与地方不均衡的分权导致了时下的乱局。中国的改革史，可谓一部中央与地方博弈分权的历史。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中央集权，改革计划经济，当然要分权，可正如一些专家所言，我们分权实际上走的是“行政性分权”，而非“经济性分权”或“市场取向的分权”——分权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而非社会间进行的。这种行政性分权在短时期中的确调动了下级政府的积极性，但很快暴露出既损害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政令统一，又促成“诸侯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病。
在行政性分权下，改革使独立企业得以建立，然而相当部分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土地、投资和信贷资源仍然在行政性分权的羽翼下掌握在政府手中，用行政方法加以分配，于是，许多经济体成为寻租活动的大温床——公务员入股煤矿分食利润是典型的寻租表现，而许多地方不服从中央政令拖延整治，则是分权中的地方权力异化使然。
找到了“行政性分权”这个症结，那么中央是不是可以通过“收回权力”来对待地方“诸侯”？此路是行不通的！因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一条路径上走得愈远，退出的成本也就越高，行政性分权走了这么多年，不少地方在利益中已陷得很深，中央如不顾地方利益感受贸然行事，很可能导致双输，毕竟，地方发展还得依靠地方政府——笔者认为，在这种投鼠忌器的治理困境中，只能通过“伸张民权”的路径来约束“诸侯”过大的权力，从而捍卫中央权威。
以治理煤矿中的官商勾结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中央对官商勾结除之而后快，老百姓对官商勾结也是恨之入骨，惟有某些地方政府态度暧昧——中央和民众的痛恨，为何不能形成一种约束地方的合力呢？显然，因为老百姓手中的权利资源是相当稀缺的，他们虽然痛恨官商勾结，但这种痛恨，因为权利的贫困，不能转化为一种与中央意志合作的力量。
这暴露出改革分权的问题，我们的分权，是集中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而很少在中央与社会公众间进行，中央固然要通过地方政府实现政治传播，但更要通过赋权予民来约束可能异化的地方权力。在目前的分权格局中，地方权力既很少受到来自下面的监督，又很大程度脱离了中央的约束，所以敢想方设法拖延国家政令，国家政令也就陷入执行僵局。
惟有“赋民权”才能打破这种不均衡，“赋民权”实际上就是一种把中央和公众直接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通过赋权予民，公民与国家之间有了一种直接的政治关系；通过赋权予民，公民获得了一种监督地方权力的权利，上的传播与下的监督共同运转，才能有效地阻止地方权力的异化。韦伯早就深刻指出，社会经济发展越是多元化，中央权力就越有必要通过赋权与民众联合，否则必处处受制于各种地方或集团利益。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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