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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已被正式批捕，他将为一系列的公司违法操作付出代价。但反省不应该跟随法律的节奏进退。
大多数时候，个体命运的多舛是因为这个个体纠结了太多的体制性矛盾。具体到顾
雏军事件，他的个人命运正好与中国社会现阶段所有重大而敏感的政经命题缠绕在一起。
民众的愤怒主要来源于转轨期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一条模糊的分界线将社会隔绝成为两个营垒——弱势与强势阶层。强势阶层的标志之一，就是有能力调配资源为己所用，用各种合法、不合法、合法不合理、不合法不合理的手段，将社会资源纳入囊中。顾雏军调动资源的能量有目共睹，在其一系列的经济行动中，他得到了从政府、经济学家、主流媒体、地方政府到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这使他似乎成为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
但顾雏军本人的身份背景并非官方，这也正是顾雏军的脆弱之处。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能否得到始终如一的保护，二是是否具有成为优秀企业家的素质，两者缺一不可。顾雏军商业帝国的倒塌，只不过证明了他一度拥有的保护并非根深蒂固。他表面上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借用。所以，从根本上说，顾雏军对名下的财产并不拥有真正的产权。
如果我们以为那些受过现代自由经济思想熏陶的经济学家都是瞎了眼，那就是犯了大错。当周其仁一再强调“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当张维迎大声疾呼保护私人产权，他们显然不是因为区区红包出卖自己的良心。他们只不过是看到了，在社会转轨期，在产权结构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
张维迎曾提出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张维迎在为企业家辩护的时候，真正希望实现的是，在这个社会尽量实行有效的产权制度，从而保障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保护中国社会本已稀缺的企业家资源。令人遗憾的是，本应是一场严肃的讨论，最后演化为口水横飞、涕泪交流的社会闹剧。
从清末算起来，中国市场经济迄今已转轨了一百多年，但中国的企业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权力的附庸，被斥为依附者群体。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这一现象的成因。
(作者叶檀，原刊于《中国企业家》，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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