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贸易摩擦背后的金融博弈

　　记者 卓尚进

　　美国政府9月中旬宣布美中两国将进行新一轮纺织品谈判，这将是中美今年内第五次重开两国间纺织品贸易谈判。

　　9月23日，七大工业国(G7)的高级经济官员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应美国财政 部长斯诺的邀请，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会议。这是中国在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后参加的第一个高级别国际财经会议。

　　在9月下旬接连召开的这两次会议，十分明显地把国际社会关注的贸易与金融话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综观近几年来中美和中欧之间在经济两个最重要的领域即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分歧与矛盾，呈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贸易摩擦与金融博弈时时交叉在一起，在贸易摩擦的背后隐藏着两国或两个地区金融利益的博弈，在金融战略的背后折射出两国或两个地区贸易与经济利益的较量。

　　反反复复的压力

　　中美两国新一轮的纺织品谈判，美国希望会谈能达成协议以调节中国纺织品出口量。

　　而七大工业国(G7)的高级经济官员会议，将讨论贸易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据说，美国财长斯诺希望“中国有必要作出明确表示，承诺当前的汇率制度将给人民币汇率带来更大的灵活性。”这实际上是斯诺今年上半年在国会作证时所作表示的一种翻版，他当时说：确保中国迈向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布什政府打算处理的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之一。

　　G7国家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原因很简单：自人民币7月21日宣布升值2%，并允许根据市场供求状况浮动以来，西方国家担心的对华贸易不平衡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今年前8个月中国贸易顺差超过了600亿美元，远远高于去年全年水平。而贸易逆差给美国国内部分工业如制造业和纺织业等利益集团及其代表的政治利益集团带来了压力和借口，他们指责由于中国的人民币币值低估和贸易保护主义而造成了美中贸易逆差，并由此造成美国国内失业率的上升和部分制造业的损失。由此向美国政府和议会施加压力，而执政党出于选票的需要，转而对中国持更强硬的立场，一再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或人民币汇率有更大幅度的浮动。

　　因此，这已不是一次、两次出现的国际现象，而是近几年甚至于将来一个较长时期反复出现的现象。其给中国进出口贸易平衡增长和人民币汇率均衡稳定带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压力。

　　尽管7月21日中国开始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但是中国与美国及欧洲等西方国家间贸易的不平衡关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贸易摩擦将是常态，其后面的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大小将始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指责的“标的”或攻击的目标。

　　中西贸易不平衡

　　引发国际金融政策调整

　　当代国际经济史表明，大国之间国际贸易不平衡常常引发国际金融政策的调整。由此不难理解，不断扩大的美中贸易逆差引发美国政要屡屡向人民币汇率施压，中国因势利导推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据专家分析，贸易逆差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一直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引起美国金融政策和战略的调整。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20.24亿美元，当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外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维持美元地位。自此，美国一直将贸易政策与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等金融政策绑在一起来考虑，其目标是为了维护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及美国国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贸易呈现出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至1984年达到1233亿美元，其中对日本逆差达368亿美元，占其全部贸易逆差的30%。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5国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此后，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到1987年2月西方6国签订“卢浮宫协议”时，已升值到1：150的水平。日本以此为转折，进入了泡沫经济时代，并最终导致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进入长期萧条。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中国进口贸易并没有呈现单边快速增长的局面，而是与出口贸易一道快速增长，以至于中美贸易顺差连年增长。由于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和互补性，中国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商品大部分是纺织品等初级加工制品，价格低廉。这给美欧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但是美国、欧盟出于本国经济和金融利益的保护，并迫于政治上的压力，一再举起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要求人民币升值。

　　今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将人民币升值2%。两个月的改革实践证明，人民币汇率实现双向浮动，远期市场升值预期幅度有缩小的迹象。这一改革不仅有效地化解了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而且为中国处理与美欧国家的贸易不平衡提供了有利条件。

　　美元和人民币的变动

　　除了平衡美中和欧中贸易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图或长远目标，即维持美元和欧元的强势国际货币地位，以此巩固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优势，使国家和地区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遏制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

　　今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署名文章称，美国不应迁怒于中国。中国的繁荣使日本摆脱了经济衰退，并促进了全球的繁荣。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增长近三分之一(按购买力来计算)是由中国创造的，而美国只创造了13%。中国现在切实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一部发动机，并对世界经济新格局和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有专家分析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美国政界要员在多种场合呼吁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开放市场，其实质是要求中国分担世界经济调整和美元贬值的成本。

　　战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呈现出一个由弱变强、再由强变弱的历史趋势。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迅速上升，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到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随之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自此走上一条反复下跌的衰落之路。为此，美国一直要求日、德等国通过调整汇率和开放国内市场，与美国共同担负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责任。正是迫于美国的政治压力，1985年9月，英、法、德、日与美签订了“广场协议”，同意5国共同干预国际汇市。此次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美元价值降下来，使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再次具有竞争力”。

　　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增长后，美国经济从2001年起进入调整期，“双赤字”即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美元亦震荡走低。美国政府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实行“口头上保持强势美元，行动上允许美元走弱”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曾在金融上给美国以强大支持的日本，由于国内经济停滞不前，深受日元持续升值之苦，因此实行抵制日元升值的政策。为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区域综合竞争实力的增强，新近崛起的欧元对美元等反复升值，自2002年初至今对美元已升值约30%左右，对经济复苏造成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必然会对经济正在崛起、人民币币值坚挺的中国施压，要求调整人民币汇率，更多地承担世界经济调整和美元下跌的成本。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与亚洲、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呈现出全方位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国国内经济保持了长达20多年年平均增长9%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以此为支撑，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常常充当结算货币。按照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以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为基础的人民币在亚洲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稳定地上升。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必定要求人民币汇率融入国际货币大家庭之中，担负起相应的职责，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将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渐使之市场化和国际化。

　　实行金融和贸易政策有效组合

　　9月5日晚，在北京饭店，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和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分别在准备好的《磋商纪要》文本上签上名字，标志着中欧在纺织品滞港问题上达成公平合理的解决。但这只是中国与欧美之间国际贸易不平衡关系发展史上处理矛盾的一个暂时结果，争端或摩擦将继续发生，毕竟中国的经济正在崛起，迅速增长的中国贸易和中国金融将不断地改变世界贸易和世界金融的格局和秩序，而这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西方发达国家各式各样的遏制。

　　贸易与金融是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领域，在一国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及对外开放的初期，就其对一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来说，贸易的重要性和作用要超过金融，但是在完成工业化后及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历史新阶段，金融的重要性和作用要超过贸易。

　　一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随着商品竞争力的增强和贸易顺差的扩大，必然会遇到要求本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并对本国的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形成牵制。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关的多种国际政经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可以预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大国，今后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就美中(欧中等)贸易不平衡及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问题施加一波又一波的压力，中外双方的摩擦和协调将会长期存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需要及早制定正确有效的国家战略策略和政策方针。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应当制定和实施正确有效的贸易政策和金融政策(如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组合，应使这个组合政策软硬兼施、长短相补。其目的是维护中国国际贸易的长期平衡增长、中国金融体系的持续安全稳定和

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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