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矿主是否罪该万死

　　姚中秋

　　发生“8·７”特大透水事故的广东省兴宁市大兴煤矿董事长曾云高已于9月12日被兴宁市人民检察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非法采矿罪批准逮捕。人们奇怪的是，为什么罪名中没有行贿罪？该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17日在事故现场表示，目前已初步了解到事故背后存在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因此，行贿受贿的情节迟早会被揭露出 来。

　　其实，这是隐藏在几乎所有重大安全事故背后的老套故事。贵州省遵义法院最近刚刚审结一个案件，就清晰地刻画了这些故事的另一个主角。遵义县煤炭管理局原局长赵大武只不过是县里的一位科级干部，但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收受巨额贿赂高达430余万元。

　　赵大武发财的主要途径有二：第一，为准备进入煤炭行业的企业主办理采矿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第二，帮助这些煤矿应付检查，一旦这些煤矿出现

安全事故，则出面替其摆平，使煤矿能够迅速恢复生产。

　　换一个角度看，这些钱，都出自私人煤矿主。这就有点奇怪，所有人都承认——并且严厉地谴责——私人煤矿主唯利是图。果真如此，矿主却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在生产经营性成本之外，又在赵大武们的身上花那么多钱？

　　他们当然不是傻子。私人矿主进入市场，是为了追逐利润。在煤炭市场兴旺的时候，私人企业家试图进入这个行业是完全正常的。事实上，大量私人资本进入这个行业，可以增加煤炭供给，缓解煤炭供应紧张局面，压低

煤炭价格，这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有利的。

　　但是，不幸的是，那些中小型煤矿资源的实际控制者是地方政府，而按照目前的矿产开采权制度，该种权利的转让程序是非常混乱的，基本上是相关官员黑箱操作。在这种体制下，一个守法的私人企业家，基本上是找不到进入这个行业的大门的。他必须另想办法，这个办法也并不新鲜，就是用金钱购买权力。而这就注定了，从一开始，他所获得的采矿权是脆弱的，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为此，他又得不断地投入金钱，以换取官员对这种权力的不正常保护。

　　由此产生的一个经济后果是，相对于国有煤矿，私营矿主的“政府公关”投入在整个投入中所占的比重会相当高。在利润动机驱动下，私营矿主必然倾向于压缩其他方面的成本，比如压缩安全保护投资，压低工人的工资。

　　这还会产生严重的制度后果。由于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有密切的利益关系，政府的监管趋于形同虚设，甚至更进一步，监管机构与企业主合谋。

　　正是这些体制因素扭曲了私营矿主的心态和行为。一旦他发现，进入这个市场及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离不开地方官员的格外恩准和特别保护，而官员静等着用这种服务换取金钱，私营矿主很快就会去贿赂官员。这样的体制，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谁最能走通上层路线，谁最敢贿赂、谁跟官员最铁，谁就可以留在这个行业。

　　回过头来反问一声：只要清理了私人煤矿，煤炭行业就天下太平了吗？频繁发生的煤矿安全事故，让人们对私营矿主深恶痛绝。然而，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是，在近年发生大型、特大型煤矿安全事故的矿井中，不乏属于国有大型煤矿者。

　　不管是从经济学角度，还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煤矿并不一定非得由国有企业开采。假如在别的行业，私人企业充当了发展的主要引擎，那么，煤矿产业似也不应例外。煤矿行业也需要市场化，问题仅仅在于，政府是否有能力构建一个恰当的实现采矿权市场化的程序框架，从而筛选出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将采矿权交到他们手里；能否构建一个完整的、有效的煤矿安全监管体系，约束企业的行为？

　　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既非大善亦非大恶。当一个行业的某个群体让人们普遍地觉得过于贪婪、无耻的时候，谴责他们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除此之外，人们，尤其是政府恐怕也需要反思那里的制度设计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群体的精神堕落往往是制度熏染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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