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前首席经济学家：从休克疗法到睡眠疗法

　　Kenneth Rogoff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经济休克疗法曾盛行一时，那么现在的十年也许会作为经济改革的瘫痪时期被载入史册。尽管陷入瘫痪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底线是各国很少有政治家能成功地重新刺激经济的发展。

　　问题不仅出现在印尼、墨西哥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那里日益壮大的左翼势力未能找出可行的方法来替代备受攻诘的经济自由化“华盛顿共识”。在很多富裕国家，人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令人惊奇的巧合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几乎同时为激活改革而宣布提前选举。德国最迫切需要改革的是税收和劳动力市场，而日本的小泉政府力图将庞大的

邮政系统私有化，邮政机构巨大的金融触手就像巨蟒般紧紧地缠住了日本的金融体系。

　　即便是在美国，这个少数几个没有把经济自由化列入不受欢迎字眼的国度，乔治·Ｗ·布什总统也有着自己的困扰。尽管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仍然未能说服自己的队伍支持一项相对缓和的提案，从而延缓美国老年保险计划的崩溃。实际上，养老金改革的失败已经使布什的支持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有人把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失败归咎于当政领导人的效率低下。这种观点纯属无稽之谈。而且，如果公众对领导人的表现如此不满，那为什么还一再为他们投票？

　　不，问题绝没有那么简单。事实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技术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变化很难适应。因为虽然全球化的赢家远远多于输家，很多人还是忧心忡忡，而这些忧心忡忡的人迫使领导人放慢改革的步伐。

　　你可以告诉美国人和欧洲人他们应该为亚洲贸易所带来的享用不尽的廉价商品和信贷感到欣喜，但政治家唯一担心的问题似乎是某些农场主或纺织工人会因此而丢掉工作。你也可以告诉拉丁美洲人和非洲人，亚洲对自然资源无法抑止的饥渴会推动他们的商品和农产品出口价格一路上扬，把麦田变成富饶的金矿。但所有政治家愿意关心的似乎只是保护厄运缠身的国内制造者不受亚洲低薪竞争的伤害。

　　即将卸任的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反复宣传灵活才是应对全球化的方法。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对的。今天的世界就像瞬息万变的潮水，某个地区可以一夜暴富，而第二天工厂就像遭受了飓风卡特里娜(Katrina)袭击般地纷纷倒闭。

　　如果变革不可避免，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经济更为灵活，随时准备接受挑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那么，公众为什么不接受这种对灵活性的需要，毕竟它才是市场经济自由化的全部真谛。

　　问题是多数人都不喜欢生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人们大多是习惯动物，他们渴望按部就班。制造高端精密机床的德国工人为自己的手艺感到骄傲，他们不想知道同样的工作在波兰和斯洛伐克成本要低很多。意大利的服装工人一直备受羡慕。他们也不愿意听到自己要开始接受导游再培训，为成群结队不可避免的中国中产阶级旅游者提供服务，因为包括成衣业在内的高端轻工业制造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

　　有了这些对变革的阻力，难怪那么多政治领袖试图让改革休眠，他们希望人们一觉醒来，所有这一切就像梦一般地烟消云散。

　　亚洲当然大不相同。中国正在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发展。一夜之间整座城市就从沙漠中拔地而起。中国每五年修建的道路、机场和桥梁比欧洲和美国每20年建造的总和还要多。

　　由于历史上灾难深重，变化天翻地覆，中国社会也许比多数国家更能适应变革。而在据说“一致同意实行缓和改革措施”的印度，发展的速度虽然慢很多，但却一直在向前发展。尽管印度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还远远赶不上中国，但它的12亿人口正在毫不留情地挤到前台。

　　目前亚洲以外地区的改革僵局是否还会继续？政治之风的朝向能否改变，为经济自由化重新注入活力，让那些怀念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或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政治家们走上前台，为改革呼风唤雨？政治家们是否最终会告诉自己的人民，如果经济继续沉睡，可能就再也无法苏醒？

　　我相信在大多数国家，休眠疗法的时代会很快结束。但我害怕这种改变会导致由美国过度借贷风潮盛行而造成的全球经济危机。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会开始清醒，并为坚持恢复经济改革的政治家们投票。

　　(作者系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报得到版权所有者Project Syndicate授权发表。许彬彬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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