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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岚
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的步伐正随着2006年底这个时间点的临近而日益加快。包括汇丰银行、美洲银行、新加坡淡马锡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金融巨头已经向交行、建行、中行等银行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花旗银行董事长罗兹近日在上海表示，如果监管允许，花旗有意取得浦发银行50%的股权。而汇丰也曾多次表示，如果时机成熟，将会增持现有对交行1
9.9%的持股比例。
目前中国的政策规定，单一外资股东在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同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此前一度传出广发行拟将外资入股比例提高到51%，但传闻旋即被该行否定。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市场的预期，据近日媒体的报道，中国银监会已经成立特别工作小组，对现行外资持股中资银行上限政策进行评估，逐步提高比例上限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本报第57期的21世纪北京圆桌(请参见本报2005年9月19日《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边博弈边嬗变》)论坛中，JP摩根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提到，中国银行业是经济改革中最落后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中国银行业改革目前所处的环境却是前所未有的开放与透明；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的讨论改革中的问题，这真是拜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成果所赐。正是有了开放透明的环境，更多人知情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改革符合整个国家和大众的利益，并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赞成或反对的态度背后更多的其实是技术问题：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讨论价格问题，这是市场中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参与讨论的人们分明站到了市场的这一边了嘛！一些中国的金融研究人员认为中国银行被低售，也有不少的分析者认为，外资是“高价”入股中国银行(参见本报2005年9月1日《外资“高价”入股中国银行业：看重中国经济长线》)；既然是在开放的市场中做交易，价格的高低就必须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某一方一厢情愿的结果，实际上也不存在一方比另一方议价能力更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专家的分析评判并不比菜市场中大白菜的买卖双方讨价还价高明多少。“高价”或低售不过是见仁见智罢了。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日前接受采访时详细透露了与外资的谈判过程，其中的市场逻辑是清晰而明朗的。比如谈到在定价过程中的折扣因素时，不可避免的会有我们由于历史形成的脆弱的管理体系、沉重的债务和人员负担，近年频发的金融丑闻等，当然还包括整体市场环境不完善、对政府干预的担忧等制度性折扣；而国有银行的网络、品牌和客户资源，潜在的巨大的金融产品市场则是最重要的溢价因素，投资都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溢价背后的关键自然还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
在内外均处于相当开放的市场环境中，有竞争者也有监督者，中国银行业在如此透明的环境中引进战略投资者，改革产权结构、提升治理水平，在市场中走向市场化，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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