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背后的利益和规则

　　本报特约记者 韩雨亭

　　杜氏兄弟是“垃圾大王”，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智囊”，这个智囊名字叫王惟平。

　　王惟平是垃圾对策专家，1996年，王惟平开始利用双休日跟随杜氏兄弟捡垃圾、运垃圾、卖垃圾、加工垃圾，为了拿到可靠的分类调查报告和相关数据，他甚至身着乞丐服， 吃苍蝇饭。

　　9个月后，他在自己调查分析报告上写道：“外地人进京捡垃圾谋生大体始于80年代末，如今已发展到8.2万多人。其中，四川人(最早进京)约4.6万人，河南人约1.7万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地区的人。从专业分工角度，8.2万人中有3.1万人是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的，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为1.5万元；从宾馆饭店收泔水和商场收废品的人约为2万人，人均年收入1.2万元；蹲守垃圾楼(北京已建成762座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的人约2.1万人，人均年也在收入1万元以上；散布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废品市场交易的人约1万人。”

　　他调查报告最终的结论是：“拾荒大军是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理论可信可行可推广的实践者。”

　　正是有了他的这个研究结论，才给杜氏兄弟的生存空间提供和争取了一个良好的政策支持。

　　1999年初，他指导京城“垃圾大王”的杜氏兄弟成立公司，理由是“既然干着第四产业，就得正规化，消灭游击队，群龙有首才便于管理”。

　　当然，身为国家政府官员与垃圾对策专家的王惟平，他必须站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通过他对“拾荒族”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利弊共存，无序蔓延”。

　　“北京一年产生的垃圾大约是400多万吨，堆起来相当于两座景山，也就是说通过这些人，所谓都市的拾荒族，在垃圾里刨食的这些人，这些人可以搞掉一座景山。他们的功绩在哪儿？因为垃圾是要付出代价的，收运、转移和处理1吨垃圾，要花掉财政150多块钱。”

　　那么，按照个推算，北京市一年要为处理垃圾花去七个亿左右，这还不包括如买垃圾车、修建垃圾厂、油钱、工人薪水等固定投资。

　　这就是王惟平关于在利益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在杜茂洲等人的带领下，每年可以减少逾150万吨的垃圾量与政府对垃圾处理2.1亿多元的费用支出。同时，还能节约资源，解决就业。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与“拾荒族”之间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弊端则是治安、卫生防疫、在垃圾运输、交易、加工过程中造成的二次污染等诸多社会问题。根据王惟平的统计，在“垃圾大军”里，有72%曾患有传染性肝炎……

　　“拾荒族”也有自己的“江湖”，随着捡垃圾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体，为了抢夺地盘，他们彼此不惜拿刀动枪地进行街头斗殴。同时，垃圾含金量越来越少又导致“拾荒族”们拾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甚至连国家的污水井盖、光线电缆都偷，给城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当然，他们也慢慢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江湖”规则，如杜茂洲只负责崇文区、通州、平谷、昌平、密云、

石家庄，那么他就不能让任何人去越界捡拾，否则“会被打断腿的！”。

　　综合各种因素，王惟平才督促杜茂洲、杜茂献成立公司，这样一来，既方便政府管理，又有利于“拾荒族”放心大胆地去捡拾城市垃圾。

　　按照王惟平的规划，面对这个庞大的“拾荒族”，如何进行“兴利除弊”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对此，他一共设计了三个步骤：第一，建立拾荒组织(公司)；第二，成立行业协会；第三，进行国家立法。而成立拾荒组织或公司只是他“兴利除弊”的第一个步骤，目前正在步入成立行业协会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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