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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今年以来全国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收费、交通运输价格、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房地产及物业管理收费、垄断行业价格、行政执法部门收费。与往年相比，这个名单基本上没有变化。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年的价格举报热点都差不多？是政府没有查处吗？似乎不是。以人们反映最强烈的教育乱收费来说，就在国家发改委公布上述结果的同时
，已会同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六部委决定自9月中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然而，每次检查过后，教育乱收费依然如故，有时甚至还变本加厉。其他行业也大抵如此。这是否说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成本期？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高成本期。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必然带来经济运行的高成本；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在社会转型进程中，由于两种体制的冲突，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民间财富积累机制。这就决定了在很长时期内，身处这个经济体内的企业与消费者，将不得不承受高成本的桎梏，如原材料上涨之于企业、高房价之于百姓。只有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解释何以价格举报的热点年年一样，何以政府查处遏制不住乱收费。
城市化和工业化会带来以下五种现象：生产力要素成本上升；抬升生产资料成本；土地价格上涨；改善和维护环境的成本上升；交通运输压力增大、价格上涨。
除了各种资源和要素价格提高外，国内新一轮改革成本也在上升。它包括两方面：一是改革既要面向旧体制，还要面对经济全球化，根据国际规则来调整国内经济发展，这势必会造成双重摩擦，从而加重改革自身的成本；二是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况下，改革无疑将使社会协调成本大大提高。
而所有成本的提升，最后都要落到企业头上。对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来说，由于有市场压力，自行消化的动力较大；而垄断企业则会借助于垄断地位，把成本原封不动地转嫁给消费者。在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中，几乎都是垄断性行业，也就在情理之中。
一些学者把中国发展进入高成本时代的原因归结于三个方面：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走到尽头、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的战略走到尽头，还有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条件下发展自己。的确，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重视社会发展，需要支付成本；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要在全新的环境中发展自己，也需要支付成本。前者是还历史的“欠账”，后者则是为了适应新的发展环境的要求。但我认为，在诸多原因中还应加上政府管理观念与手段滞后这一条。中国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体制，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拥有过大的权力，占有过多的资源，这本身就挤压了民间的财富；另外，由于管理方式滞后于社会发展，运行成本过高，政府要么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责任推向市场，要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次价高，甚至干脆设租，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发展的成本。
高成本必然带来高价格，催生了各种乱收费，这等于变相剥夺公众福利。要减轻高成本带来的苦痛，必须尽快转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建设节约型社会。在此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首先是转变职能，建设公共服务性政府，同时打破垄断，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转变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为公众提供更好更便宜的公共服务。
作者：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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