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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娇
《辽沈晚报》9月20日报道，辽宁将开始打击刑事犯罪百日攻坚会战，该省公安厅对各市公安局提出了奖惩措施：完不成打击工作指标的，省厅将对各市局和主要领导在评先创优上实行一票否决；侦破命案绝对数低于当年命案发案数的市级公安机关，也要实行一票否决。另外，公安厅将拿出100万元，对全面完成各项任务，综合成绩排名前5位的公安局局长
，予以重奖。
以一时的奖惩措施来提高案件侦破率并非辽宁省公安厅的首创。事实上，类似的奖惩措施，在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都曾被“娴熟”地运用。简单地推断这次“百日攻坚会战”会制造冤案显然是轻率的，这就如同把破案率的高低维系在简单的奖惩措施上一样。但“严打”带来冤案、错案的教训，却应该让各地的公安机关有所警醒。长治久安绝不是靠所谓的百日会战能实现，破案率的高低也绝不是奖励出来的。
案件侦破率的高低有其客观规律，而以奖惩措施作为推动手段的百日会战，则粗暴地打破了这种客观规律，令破案率的高低有了畸形发展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对案件的当事人而言，可能意味着佘祥林一样的多年冤狱，对坚守社会最后正义底线的司法来说，则可能意味着粗暴的践踏。
面对一票否决的高压线和上百万重奖的诱惑，辽宁各地的公安机关会作出什么选择不言而喻。可以预见的一个后果是，奖惩措施将推动破案指标在各级公安机关雷厉风行地“层层落实”。当一个公安民警、一个公安机关破案是为了避免被一票否决，是为了获取巨额奖金时，可以想像，他们的心情将会如何浮躁，他们的破案手段将会如何为“避惩趋奖”这一目标服务？在这种浮躁心情和畸形破案目标的指引下，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又如何得到保障？
佘祥林案曾经引起我们对司法环节漏洞和侦破手段弊端的反思，这种反思，应当成为我们完善司法制度，提升司法从业人员对司法敬畏程度的动力。但从各地屡屡展开的所谓“打击刑事犯罪百日会战”来看，这种反思还远远没有改变一些司法机关的固有思维。
当破案率成为一种可以炫耀的政绩，当破案率的高低可以靠短期的奖惩措施来推动，类似佘祥林的冤案，将绝对不是最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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