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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商务车展上，由山西煤窑主组成的“大款团”让参展的汽车商惊喜不已：车展5天共售出80辆豪华车，两辆超过600万元的顶级名车，世爵和迈巴赫都是被他们用立即付账的方式直接开走的。煤窑主们还顺便照顾了一下北京最贵的楼盘“观湖国际”的生意，那里最便宜的一套房也在160万元以上，他们一口气就买走了几十套(9月21日《北京
晨报》)。
煤窑主如此豪迈是有底气的。有报道说，他们有时一天的收入就高达几十万！而与此同时，我看到了一份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今年发布的煤矿井下从业人员最低工资标准：采掘人员月薪1200元，辅助人员1000元。考虑到矿工的博弈能力，这个标准是不是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我也是有保留的。
我把这两类人如此悬殊的收入放在一起，并不是想作什么道德评价，而只是想分析一下这种状况的经济后果：显然，矿工这样低的收入只能维持他自身的简单再生产。他买不起房子，买不起家用电器，甚至连喝瓶啤酒也要踌躇再三。由于他们消费能力低，所以市场狭小，也就不会有人来这里投资经商。若干年后，一旦资源枯竭或者煤炭跌价，这里仍将是一片荒凉。而煤窑主虽然收入惊人，但却不会把钱留在当地，而是到大城市甚至海外买房买车。统计显示，透过煤窑主之手，山西每年外流的资金达100亿之多，山西的血就这样被吸干了！
我们假定，如果能够把矿工的工资提高5倍，也就是达到6000元左右，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这样的收入虽然不够他在北京买房，但在当地，就完全可以算做中产阶层，能够成家立业了。由于他要买房，所以当地的房地产业就会兴隆，会带动一大批下游产业；他要消费，于是超市、影剧院就会出现，孩子要受教育，于是学校就会兴办，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若干年后，即便是资源枯竭，但当地已经是一片繁荣，出现了其他支柱产业，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消费，社会再生产便无法继续进行。消费既是生产的起点，也是生产的终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年来“刺激内需”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口号，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政策，就是在这个口号下出笼的。但山西的教训警示我们，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对极富一族来说，他们的消费只能带动一小部分地区的繁荣，只能拉动国外的产业；对于贫困一族来说，则无论你这样刺激，他们也没有能力消费。所以即便不考虑两极分化给我们的良知和道德感带来的创伤，单从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出发，也应该把共同富裕设定为我们的目标。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把眼光放开一些，就会发现山西何尝又不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呢？一个在经济界广为流传的数字是：中国每年外流的资金刚好等于引进的资金！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我们能够通过某种健全的社会机制，使这数百亿美金能够成为底层民众的收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如果每个农民工每天能喝一瓶啤酒，酿酒业就繁荣得一塌糊涂；如果每个农村青年买一台电脑，IT业的股票就会牛气冲天……中国的经济就会建立在一个比现在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要坚实得多是基础之上。
一个社会有没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是这个社会能不能稳定，能不能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这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但中产阶层呼吁不出来，教育不出来，只能靠一个均衡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分配出来。在中科院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山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在全国倒数第五，我们应该为山西哭泣；如果整个中国走上了山西的覆辙，我们也应该为中国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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