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

　　方华

　　此前引发公众热议的“讨薪死囚”———甘肃农民工王斌余杀人悲剧案，再次揭示了农民工讨薪难、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残酷现实。可以简单地设想一下，如果像王斌余这样靠出卖劳动力价值换取货币的基本权益能够得以正常、通畅地保障，那么，有几个农民工会采取如此极端的维权手段呢？

　　绝不能将2004年席卷全国的“清欠”风暴仅仅当作是一场风暴。这场风暴的成果不能仅限于年终统计显示政府帮助追讨回了多少亿人民币，更重要的是，建设部、司法部等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规则与制度，这些规则的出台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尽管它是那样令人感到心酸。

　　而规则的意义就在于，凡事有章可循。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遵循好的规则将有助于节约社会成本，同时降低交易费用，交易效率随之提高，如此又能促进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否则将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比谁都清楚规则是怎么回事儿的包工头吴新国，如若能够照章办事及时发放薪水，或者在王斌余一再追讨(甚至可能有相关部门出面督促)下补发薪水，这后面的惨剧加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当然，也有人会冷静地反驳，包工头赖账是一回事，不能因为这个农民工就可以去杀人，后者完全可以诉诸行政、法律等正常渠道。

　　其实，谁都知道，在有限的几条能走的理性道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王斌余没有像很多农民工一样选择放弃，而最终选择了一条残害无辜的不归路。那些选择放弃的农民工并不会庆幸自己用理智控制住了情感，所有的只是深深的无奈，因为维权成本的高昂代价令他们不得不望而却步，而很多人却多了这样一份教训，在漫漫维权路的中途才想起要打退堂鼓。

　　今年5月，一份耗时一年半、历经8省市、解析17个案例、近3万字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问世。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这就意味着，为索要这1000亿元欠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

　　和1∶3相比，王斌余的维权成本达到了极限，四死一伤和一份一审死刑的判决书，要追讨的却是包工头欠下的5000多元工资！

　　相比之下，某某包工头恶意拖欠工资的行径经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将其聚焦放大后，问题解决之快、力度之大非其他渠道所能比拟。弱势群体自然而然地将媒体曝光视作维权道路上见效最快、成本最低的方式。但是，新闻媒介本不应当充当起法官或“救世主”的角色，而且新闻报道依赖于事件或现象的新闻性而存在，所以大量讨薪农民工依然是求助无门，对媒体的力量也不再抱有迷信。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8月2日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某工地40余名农民工自行召开了一场“讨薪维权新闻发布会”，这一新闻事件终经当地媒体连续报道后引起省、市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8月24日，164名农民工终于领到了被拖欠一年多的79万余元工资。

　　估计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但这终究不是办法。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一项新规———《关于依法快速处理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相关案件的意见》，该《意见》要求北京市各级法院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专项督办，做到快立、快审、快执、快结。农民工一方当事人如申请缓交、减交和免交诉讼费用，受诉法院可据实做出准许或部分准许的决定；申请执行的，不收取农民工一方当事人任何执行费用，相关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

　　有观点认为，此举使农民工讨薪问题不仅走上法治轨道，而且法院减免执行费又做到了“法中有情”。在最大限度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的期待中，制度的完善和健全似乎又前进了一小步。

　　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相关部门执法必严的假设之上。无数事实证明，农民工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得以解决。作为中国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政府部门需要自觉承担起道义责任，弥补社会结构发育和制度建设不健全的缺陷。

　　当然，补缺补差是第一步，政策、法律、规章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是更为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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