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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瑞雪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文章称，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我国的贫富悬殊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不容回避的一个焦点问题。无论从今后政治稳定，还是经济发展来看，解决好贫富过分悬殊问题至关重要，这是一个不解决好就迈不过去的“坎”。中国的贫富悬殊有这样几个特征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贫富悬殊迅速拉大，且继续扩大的趋势还没有遏制住。中国的贫富悬殊之大已经突破合理的限度(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为0.4)，达到0.45，并且极有可能很快由黄灯区进入红灯区。造成中国贫富悬殊的原因虽然较为复杂，但其主要是“机会不均等”，部分实现富裕的手段阴暗面太多。有人曾经说过，不怕贫富差距，就怕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和手段不均等和不公平。中国今天的贫富悬殊原因中，不均等和不公平较为严重。再者，我国贫富悬殊正好发生在一个特殊时期，这就是，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时期。根据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这是一个社会矛盾的多发期。长此以往，不仅难以实现共同富裕，还很可能引发各种社会不稳定现象。决策者不能不对贫富悬殊问题予以高度的重视。
根据以上特点，要迅速解决我国贫富过分悬殊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重新审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过去，长期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正确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因此，当前，必须调整这一关系，更加重视公平问题，使效率和公平优化组合或者协调起来。要发挥税收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比如：个人所得税问题，必须克服工薪阶层为纳税主体的问题，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悬殊的功能。小平同志在谈到先富带后富问题时，曾经说过，如果贫富悬殊太大，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先富带后富就是要对先富的地区和先富的人多征一点税，来支持其他地区的发展。再就是，要给所有社会成员创造机会均等和公平的致富手段与条件，这个最为重要。这就要求坚决打击靠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寻租”行为；坚决取缔一大批企业和部门倚仗其行政垄断地位排挤其他参与者，谋取高额利润，进而使自己的企业和人员走向暴富的现象；依法查处国企经营者和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事件。
总之，我国的贫富悬殊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而解决这一社会矛盾，关键在于创造一个公正、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机制，这就要求必须坚决打击官商勾结等非法致富行为。只有这样，贫富悬殊才能够得到遏制，一个法治、公正、健康的市场经济才能够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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