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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虎城
乡镇机构改革许多次了，每一次之后似乎都有回潮的现象，使乡镇干部在一些地方不是越减越少，而是越减越多。税费改革尤其是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庞大的乡镇撤并工作在全国诸多地区成为必须之事。虞城县曾经是河南省动作最快的县，他们在2002年4月合并了3个乡镇，一年之后却又恢复到原有格局(见昨日新华网)。
乡镇撤并，看来已成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中非常难以突破的一环。相对于国务院、省以及地市级政府改革，乡镇“小而全”式的格局显得更加坚若磐石。可是，机构撤并是一项极为繁琐和细致的工作，把责任归于乡镇工作人员尤其是乡官们的恋栈之心是最简单的理由，却也是最不负责任的理由。
乡镇撤并之难，难就难在它的最基层地位，正由于它是行政序列的最后部分，所以位于其上序列的那些改革的压力也就最终不可扭转地转移到乡镇上来。试想，国务院裁减人员，可以分流到国家部委和省，省可以分流到市，市可以分流到县，县可以分流到乡，乡呢？无处可去，除非下岗。在这样的分流局势之下，乡镇就会累积起诸多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岂是乡官们所能左右的？
在江浙等一些民间企业较为发达的地方，乡官们可以有多方面的选择路径，尤其是到企业工作，所以撤并矛盾看起来并不特别突出。但在宁夏、河南等省的农业地区，由于乡镇多为“空壳”乡镇，没有乡办企业，富余人员无处可去，又不能推向社会，所以只能东家搬西家，最终还是大家捧着“铁饭碗”。中央、省市和县级干部们有世俗的考虑，乡官们当然也有世俗的考虑，谁让我们依旧处在一个人情冷暖和物欲扩张的世俗社会呢？
旧的走不了，队伍又需要年轻化、专业化，自然就会出现干部人数增加的现象。撤也不是，并也不是，保持现状是最为稳妥的选择。可是，一旦默认现状坐大，政府与社会发展适应的危机只能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反观我们的用人思路，是全盘的，而不只是乡镇一级的用人思路。实际上，乡镇机构的设置基本上都是参照县一级的架构，依次类推。而干部的仕途命运由百姓掌握才是治本之策。需要什么样的官，百姓最有发言权。百姓们能管好一个村，就能管好一个镇，依次递进。让百姓来管干部，就不会有那么多复杂的裙带关系，现在干部难以精简下去，说白了，不就是关系难以精简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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