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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峰
《庄子》有言：“巧者劳而智者忧，无知者无所求。”时下，尤擅学识见地的智者类中小股东，拿出“股票兴亡、己亦有责”的积极态度，纷纷行使话语权，勾画了证券市场的进步。
探究现行立法，笔者个人认为，所谓“股东话语权”应包括股东建议权、质询权、表决权等三个层面(目前尚未规定提案权)。而今，表决权已成为市场关注焦点，立法权相对较多，诸如股改中的分类表决制度。而对于股东建议和质询两项话语权，似乎成了市场中被遗忘的角落。甚者，两权被侵害欲求诉讼救济时，在司法实践中皆因上市公司的公众特性而遭到“特殊对待”。时逢《公司法》修订已近第二稿，笔者作为律师，呼吁立法机构得以重视，能把股东话语权从虚拟权利真正转向现实权利，为此阐述个人见解如下。
首先，科学的股东话语权体系也是公司治理重要因素之一。一边是表决权的强化，欲扭转“股东懒得说话”的局面、提升股东参与热情；一边则是建议、质询两权的忽略，行权者寥寥无几。按照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建议代理人(即董事会)以达到提醒、提示作用，质询代理人以保证其勤勉尽责，利于健全治理结构中的制衡关系。
另外，完善建议权，也利于上市公司捕捉来自中小股东的合理化建议和战略思想，与引入管理科学的机构投资者异曲同工；完善质询权，也有助于健全股东对控制人的监督和制衡，从而弥补监事会和独董的监督职责缺失。若言股东权益保护与公司治理密不可分的话，则只能说，仅强化表决权而忽略两权的特殊意义和功效，不足以建立健全“股东话语权”的行权体系。
其二，表决并非行使两权的唯一载体形式。有学者认为，之所以强化表决权，是因为表决权才是股东说话的外在表现形式，建议、质询两权只能通过表决行使，故表决权尤为重要。笔者认为，这个理论过于狭隘，也是《公司法》修缮中应当考虑的问题。按照这个理论剖析，首先，以表决作为载体形式，必然限于股东大会召开之时，闭会期间无法行使。即便在股东大会上当场建议和质询，也不会影响事先公告的召开和表决程序，以赞成、反对或弃权的三种表决结果来看，则只能用自己权下的表决权去抗争了。其次，按照会议议题事先公告制度，建议、质询内容必然限于议题之内，否则上市公司有权对“题外话”拒绝答复和说明，即便是议题之内，也无法扭转大股东们高比例赞成票数的决议结果。另外，按现行《公司法》规定，建议与质询还应限于经营问题，可见，即便是至关重要的“题外话”，遭到拒绝反而有法可依。可见，以表决作为行两权的狭义理论，尽显三个“限于”的狭隘之处，反之，按照广义理论依法界定为“不限于”则更为科学。
其三，两权的漠视与滥用。有学者认为行使两权时会有滥用之嫌，任何十股、百股中小股东均行使自己权利，必会“天下大乱”，故不能随便应之。笔者认为，长期以来股东的“搭便车”和“投机主义”心理严重，但各路学者以双重身份股东志于“忧股忧市”已尽显证券时代进步。首先，两权对应着上市公司与董事会的答复说明义务，权利义务对等体现立法公平原则，法定两权遭到漠视当然属于侵权。其次，世间不乏滥用者尚可理解，但因为没有规矩，以给滥用者在方圆之间造成可乘之机，也是缘由之一。两权若无行权游戏规则，游戏中滥用之嫌仍有口难辩，留给中小股东的就只有“弃权”的抉择了。
其四，诉讼救济权。诉讼即为事后救济之手段，倘若事前权益得以实现何必寻求事后救济？几年前的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最终得以“受理”，也是经过洗礼换来。区区股东话语权，倘若允许救济，岂不又带来证券市场的不稳定？这话固有道理，但事后救济本已是无奈之举，面对法院“不予事后救济”而平添的另一份无奈，又有多少参与热情可以重来？
笔者认为，纵观中小股东维权之诉，尤在证券市场建设进程中，多数还是有相当社会效应的。希望立法机构能够设置“事前游戏规则”，也更希望庄严的法院能够为社会效应树立典范案例，使之从虚拟权利真正转变为现实权利，这样就不必为事后救济自寻烦恼了。(作者为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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