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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邵颖波
产生“贫富差距”原本是我们为了社会进步所要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在1980年代就已经在国民中取得的“共识”。但是如今它进一步演变为“贫富分化”并且成了我们现今社会一切活动的幕布，以至于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刻都必须以此为背景。这是当初没有想到的，它成了其它问题的来源，同时也是其它所有问题的催化剂。
网络平台上在搞地产商和社会学者的直接对话。潘石屹赢了易宪容，就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样，赢得稳稳当当的。不过，当易宪容将房价问题与贫困者睡草地这样的生活实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险些被撞翻，所幸，极端贫困者无缘参加网络讨论。
王斌余案则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我们看到只有少数法学家和理性到极至的人保持了异常冷静而且坚毅的精神。但是，在法律之外，他们仍然会感到极大的担心。是的，依刑法判处王斌余死刑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但关于这起案件的讨论本身令人担忧，因为它可能强化了一些社会群体之间的仇恨。至少因此减少了人们回避的可能。
每个人都在这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中寻求着自己的希望，每个人也都有权利去实现自己或大或小的梦想。在现实世界，冲突是不可能不发生的，不能把这种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怪罪于改革开放，怪罪于我们选择了市场化的道路。因为原本我们早就做过了认真的科学的比较，确定它带来的进步要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问题，而且我们一直有信心在进步中解决这些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惑。
早有经济学家断言，社会物质发展并不可能自然而然带来社会的文明与公平。必须另有良策。但是，由于社会形态的形成与众不同，我们找不到直接的经验可以借鉴，自己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良策。如此，就可以放任吗，可以将问题放任到某一时刻，相信后来人一定会比我们现在聪明？
9月19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了一份报告，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发表出来的，报告说，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其实，不用基尼系数的证明，光是看到贫富分化在社会上演绎出来的种种激烈的现象，就可感知。
有人经过计算说，房地产业的快速增长使北京两天就产生一个亿万富翁，广州慢一点，三天一个。财富的绝对增加不可能如此，说到家仍是一个分配的问题。《学习时报》的文章告诉我们，问题不仅仅是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而且它膨胀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
我们希望富人多一点主动纳税，多施善行，也希望贫者不放弃生活的希望，要更加坚忍，但这终归不是办法。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政府。寄希望于执政者不仅仅有为现在也为将来负责的信念，更有集中所有心智战胜这一挑战的战略和行动。
因为若不扯去“贫富分化”这块幕布，什么样的生活戏剧都不会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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