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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綦江县一名正值壮年的农民为了供儿子上大学，每天劳作18个钟头，结果在中秋前夕，累死在家门口，死前，他刚刚担着150斤重的谷子回家。(见9月19日《重庆晨报》)
请允许我说一句残忍的话，一个壮年劳动力因过度劳累而死，对于许多贫寒的农民家庭来说，实在谈不上意外。在“过劳死”已经成为不同阶层的一大杀手的当前，农民所面对“过劳威胁”无疑是最严重的。农村太穷，农活太累，而且农业劳动回报率太低，农民只有
辛苦再辛苦一点，“过劳”再“过劳”一点，才可能供得起子女读书。
即使“过劳死”对于农民的生命威胁已经近在眼前，然而我们还是很难从公共舆论中找到对农民“过劳”现象的关注。一个明星英年早逝了，马上有公众和专家出来关心明星的生活是不是“过劳”了。近一段时间来，警察、知识分子乃至中产阶层的“过劳问题”，都引起了热切的关注，惟独对农民群体的“过劳”现象，舆论界却表现出耐人寻味的集体失语。
其实，与农民的“过劳”问题相比，不管从“过劳程度”还是从生存压力上说，明星、中产者之类的所谓“过劳”，多多少少都有点“伪问题”的成分。显然，后者少干一点活，少挣一点钱，不会有忍饥挨饿之虞；农民一天不埋头苦干，行吗？中产者们的“过劳”，注意一下“劳逸结合”，就可以调节过去了；而对于终日劳累的农民来说，他们又该如何“劳逸结合”呢？
如果农民的劳动回报率还是十分低下，如果医疗、教育等支出继续让农民不堪重负，如果社会救济机制未能为农民的生老病死等问题分忧，农民将只能与“过劳”甚至“过劳死”结下不解之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问题解决起来太棘手，舆论界才避重就轻，闭口不提农民的“过劳”现象？
一名壮年农民因“过劳”而死于非命，令人心酸。比这更令人悲哀的是，已经成了一种现象的农民“过劳问题”，迟迟得不到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们地关注。
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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