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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阶层之间的对立及其给社会带来的痛苦和隐患，谁都能看得出来。社会学专家当然更能看得出来。看出来了就要献解决之策，这也体现了人家的责任感对不对？于是社科院的陆学艺研究员日前就“建议民政部、团中央多组织这些富家子弟到农村去、到西部地区去”，“做义工缓和社会矛盾”(据9月18日《江南晚报》报道)。
陆学艺研究员的一片良苦用心，天日可鉴，我们不必怀疑。但他的建议是不是可行
，我非常怀疑。原因有技术层面的，也有根本方向层面的。
从技术层面来看，首先，我们如何界定谁是“富家”？这个问题可能听起来挺弱智，但如果真的要滴水不漏地答出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比如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嚷嚷“个税改革”的问题，“个税”所以需要“改革”，就是因为按照“国际惯例”，个税的主要功能是用来调节贫富差距的，西方人喻之为“罗宾汉税”。在新加坡，占总人口80%的工薪阶层所缴纳的个税比例仅占7%。但这个“罗宾汉”到了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劫贫济富”。2004年，在中国的1700亿个税收入中，来自于工薪阶层的占65%。而统计显示，20%的中国富人拥有80%的社会财富。
我不相信政府有“劫贫济富”的故意，因此合理的解释就是确实不知道究竟谁属于那20%的“富家”。专司监控人们收入的税务总局都不知道谁是“富家”，民政部、团中央就能知道？开玩笑！
其次，如果真的组成了“富家子弟义工团”到农村，谁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我的担心不是杞人之忧，根据公安部披露的统计数据，2004年全国正式立案的绑架事件达3863起，即平均每周74起、每天11起。如果把没有报警和私了的案件也计算进来，数字应该更大。而在以同类犯罪猖獗闻名的意大利，平均每周才发生一起。中国有保险公司甚至专门为此推出了“绑架险”。“富家子弟义工团”一出发，无疑会让那些潜在的绑架者见猎心喜。怎么办呢？总不能每人带两个保镖吧？如果他们居然这样神气活现地去“扶贫助残”，被那些贫、残者看在眼里，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富家子弟做义工”的建议之所以是不可行的，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它无法实现陆学艺研究员预期的目的———缓和社会矛盾！因为中国的贫富矛盾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心理性的，因此不能用“富家子弟做义工”这种心理按摩的方式来解决。
所谓矛盾是结构性的是指：中国近年来的“富家”和“贫家”是互为因果的。比如一个国企老总通过MBO晋身巨富，就会有一大批工人因为下岗而入贫；一个房地产商通过成功圈地而荣登富豪榜，就会有一大批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陷入赤贫；一个医生用开“大处方”的方式富起来了，就会有一大批病人因为花了冤枉钱而穷下去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如果中国的贫富矛盾是骨折，那么“富家子弟做义工”则相当于按摩。治疗骨折，应该打上石膏静养，按摩恐怕只会越按越疼，越按越糟。
因此，要缓和这种结构性的贫富矛盾，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立即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创富规则”，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在我看来，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才能真正缓和贫富矛盾，其他的方案充其量不过是一副止痛药而已。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如果能解决我前面提出的两个技术性障碍的话，陆学艺研究员的建议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让孩子们看到真相总比蒙在鼓里要好吧？
郭松民，青年杂文家。
《江南时报》 (2005年09月19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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