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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渐突出的农民工权益维护和公共表达缺位、失语现象，近日北京有媒体发出“受到伤害的为何总是‘农民工’”的诘问，并指出，公众特别是掌握话语权的人，来关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不是对这个群体的恩赐，而是这个社会能健康运转，社会大多数成员能平安生活所必须采取的一种清醒态度。
受到伤害的为何总是“农民工”？这的确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时至今日，它
已成为一个必须直面，必须反思和解构的社会秩序性命题。客观地看，农业和附衍其上的人力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之“边缘化”是有一定时代性因素的。在农耕文明时代，农业和农民是毫无疑问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主体和中心，他们不仅是决定经济、生活、社会环境稳定与繁荣的主体力量，且往往是决定国家纲制变革、政权更迭的最重要外部因素。但随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由于社会、经济组成形式的日渐多元，产业结构重心的转移，农业在社会生产中的边缘化趋势已不可避免，实际上，“农民工”这一流动务工群体的形成和规模化扩大，本身就是这一边缘化过程的社会表征。
由社会资源和财富创造的中心、主体地带向边缘、“客体”地带过渡，其身份定位和权益持有的迷茫、尴尬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尴尬困局又被一种近乎漠视和掠夺的方式推向了某个极端。当与“农民工”群体有着直接利益纠葛的强势社会群体，将这种有意无意的心理、话语、权益分配的优势力量无顾忌地扔上对话天平时，失衡、失语、失范便成为扭曲的必然。此时，仅仅呼唤或寄希望于给予农民工一定的关爱、援助或话语权是不够的，它看起来更像强者对弱者的“施舍”和“赠予”，这种起点就不公平合理的权益分配、权益博弈原则和方向，又怎能有效实现过程与终点的公平与公正呢？
显然，农民工群体需要的不是权益补偿，而是权力还原。他们有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庞大社会群体参与公共表达、利益维护、权利争取、利益博弈、秩序建构的尊严与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曾经和现在仍承受的社会角色尴尬与伤痛，不是源于淡忘和漠视，而是因为社会权力分配的阶段性失语。工人有自己的权益娘家工会组织，消费者也有自己的精神娘家消协，而存在于其他社会利益共同体间或紧或松的利益联盟组织关系更是数不胜数，可惟独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中间，我们看不到一个坚实有力的权益代言组织。可以想见，当社会角色业已边缘的农民无声可传、无径可达时，某些人、某些群体对其的冷漠与压制只会更加肆无忌惮了。
而在现行的政治架构秩序中，最能有效传达群体声音、争取群体利益的“强力型”组织中，比如各级人大、政协等权力或代议机构中，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企业家的代表或委员，甚至是很多演员、明星的身影，可又能找到几个“农民工”的直接代言人？不满意的消费者可以选择用脚投票，工会可以出面与资方进行权益对话，而在很多国家，我们看到，对自身权益有着不同见解的奶农、菜农、瓜农甚至可以选择比脚投更有力的博弈方式。与之相比，我们的农民工同胞并不缺少智慧和凝聚力，他们的被动正在于权益和权力持有的真空。而这，恰恰是激活和谐公民社会、平等秩序的重要基石。
(稿源：红网)
(作者：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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