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忏悔的日本

　　我们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和访问，来探究日本人战争责任观的文化基因和政治支撑。

　　情绪化的态度并无意义。只有在真切地了解日本之后，我们才能恰切地对待日本。

　　文/本刊记者 陈言(东京报道)

　　2005年8月15日正午12时，报时的钟声通过广播喇叭传出后，东京靖国神社内一片寂静，大多数参拜的人、参观的人都开始向大殿方向低下头默祷。

　　12点前，二十多个身穿黑色礼服的年轻人组成了一个方队，阵脚由两面硕大的日本国旗压住，四五米长的旗杆，让棋手汗流满面。旗手一只手要做动作，一只手撑旗杆，显然力不从心，汗就那么一滴一滴地往下流着。方队中的人轻松得多，纷纷擦汗，不少人在打手机，在小声嬉笑。只有队前一个一直向正殿方向跪坐的老者，一动不动。报时的钟声响起后，老者的头重重地叩在铺满了砂石的地上。他后面的方阵只有在这时才开始严肃起来，二十多人直立不动，低下头站在那里。

　　正午刚过，一个穿海军制服的老兵，指挥一个小队开始在靖国神社正门前操练。六个穿陆军制服的人走在前面，两个穿空军制服的人在队尾，隔一小段距离，是一个看不出军种的女护士走在最后。除了留胡子的老兵外，小队内的“士兵”都很年轻。可能是战后日本人的生活好了，“士兵”的个头不小，身材胖的不少，军装绷在他们身上，肚子时时要冲破军装的限制，裤腿和军靴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只有军刀是真的，阳光下发着寒光，和当天32摄氏度的高温很不相称。

　　“在神社前扮演士兵进行操练，每小时可以挣6000日元(约420元人民币——记者注)。”一位大学教师对《经济》记者说。日本人说这些人在这里“显圣”，语气里倒也没有太多的赞美。虽然我们看到的一幕又一幕不免令人觉得有些滑稽，但那里的主角(老兵们)没有觉得他们在演戏，他们非常认真，虽然他们的“部下”，那些雇来的年轻人，并不见得真的理解和认同他们。

　　一曲忧伤的口琴让烈日下的参拜者、参观者感到了一丝凉意，是一个老者对着神社不快不慢地吹着。吹完了向神社弯腰鞠了一个躬，转身就离开了神社。“从哪里来？为什么今天来了？”对《经济》记者的提问，老者并不回答，很快离开了神社。

　　不远处，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人正在和警察推推搡搡，据说后来抓了不少人。

　　1945年日本战败，到如今60年过去了。按中国人的说法，60年是一个“甲子”，中国人觉得一个“甲子”是一段不短的时光，能改变很多东西，但走在靖国神社的院内，你会觉得历史在这里停滞了。

　　8月15日，把日本的报纸看遍了，把电视的频道换了一圈又一圈，我们看到的只是美国飞机对日本的狂轰滥炸，看到日本投降前后的新史料。后来呢？后来怎样了呢？为什么有了今天的日本的发达？为什么日本人如今依然遭到那么多亚洲人的嫌恶？报纸没有写，电视没有播，日本人没有去追问。

　　“耻感”与“罪感”

　　对日本战败一事，日本有多种说辞。京都大学副教授佐藤卓己写了一个小册子，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佐藤说：“一到8月15日，人们就反复谈先前的那场战争。如果按结束战争的世界标准来看，应该是8月14日，那天天皇签署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命令，只不过是15日才通过广播把天皇诏书公布于天下。如果用签署投降书的日子来确定战争结束的话，应该是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了投降书，但很多国家把结束战争的日子当成了9月3日……”佐藤谈起这些细碎的事实时口若悬河，显得很专业，但他总是用“先前的那场战争”这个词，对于战争的性质他有意避开了。1989年他刚刚从德国留学回来时，正好和记者同在一所日本的大学里研究新闻，关于德国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战争责任，佐藤比其他同事知道得要多，但对这些事，他就更少发表评论了。

　　德国和日本在反省战争责任上表现不同，来自国际政治的原因世人已经说得很多，如战后德国在盟国的控制下彻底根除了纳粹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纳粹罪行的控诉长时间、不间断地进行，而日本的“国体”却至少在形式上得以保留，如天皇继续在位，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对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清算很快就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断，等等。但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上的原因，人们却说得不多，大多数日本人对此更是习焉不察。

　　佐藤的微妙态度在普通日本人中间是很具代表性的。参拜靖国神社的大多数日本人固然未必是想以此举“刺激”周边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他们的说法，到靖国神社只是去寄托对“死国者”的哀思。但这种说法恰恰暴露了日本人对那场战争的真实感情——他们并没有什么“罪感”。这是日本人和德国人对待战争责任反应不同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她那本经典的《菊与刀》中精辟论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约束人的行为，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向来以“耻”为主要的强制力，“耻”是一种社会的外来评价，而不是心灵的自我拷问。所以对日本人来说，对犯罪行为，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以日本为典型代表的耻感文化中(顺便说一句，东亚很多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耻感文化强、罪感文化弱的特征)，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对于基督教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获得心灵的自我解脱；对于没有基督教传统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赦，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所以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在日本不少人心目中，就是南京大屠杀大约甚或根本不曾发生过。

　　8月15日去靖国神社，是佐藤说的“8·15神话”中的一部分。在这个“神话”里，不要说“罪感”，连“耻感”也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对“死国者”的凭吊。他们说服别国相信，似乎自己也宁愿相信，参拜仅仅是流露私人感情的一种方式，没什么大不了的。2005年这一天的晚上，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报道说，大约有20万人在这天参拜或参观了靖国神社，包括保守的自民党议员及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议员。

　　首相小泉纯一郎则在这天去千鸟渊战死者墓苑献了花。自民党及保守派报纸《读卖新闻》、《产经新闻》通过广告的方式，呼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但这天小泉并没有去。

　　“个人不该为战争承担责任”

　　一位参观了游就馆的日本政府官员对《经济》记者说：“我看过各国的战争纪念馆，觉得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地反省自己对其他国家的侵略的(并非日本独然啊)。我的爷爷在战争中战死在马来西亚附近，至今连尸骨都没有找到。”他说这话时神态自若，浑然不觉站在他面前的听者是一个中国人，会对他的话感到生气。事实上，他也确实不是在有意刺激人，这是他的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

　　令中国人倍感愤怒而且很不理解的一点是，在靖国神社里供奉牌位的那些战犯，尤其是东条英机那样的甲级战犯，他们的手上所沾的鲜血，不仅有我们中国人的，也有你们日本人的啊，为什么你们不仅不声讨他们的罪恶，反而要把他供起来呢？

　　一位熟知日本二战史的日本记者曾说：日本军队和平民伤亡的大部分，是在战争最后两年内发生的，这就是说，即便不去讨论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的性质问题，只说日本军部首脑在明知战争已经没有取胜的希望时，依旧驱赶国民奔赴战场，去做毫无意义的牺牲，在两年里死上几十万日本平民、近百万日本士兵，单论这一点，那些后来被判为甲级战犯的人，就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国民公敌，首先应该受到日本人自己的审判！

　　但这是中国人的看法，大多数日本人并不这么看。《经济》记者在山口县的乡村，看到不少石碑，上面刻着二战时村里死去的士兵的名字，其中最多的是1944、1945年阵亡的，这样的碑在日本全境有很多，它们被日本人叫做“忠魂碑”；同样，甲级战犯的牌位被供奉到靖国神社，供人参拜，对这件事持反对态度的人，在日本可谓少之又少。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也在日本的文化里。在日本人看来，任何一种集体行为，如战争，荣誉和责任都是集体的，是集体中所有人的，不应该由其中哪一个个人来独有。日本文化中这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放火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指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结束的战争——记者注)，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如果有错，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都没有责任。”

　　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它世代承袭，绵延不绝。“集团主义”造就了战争时期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日本平民动辄集体自杀的“玉碎”作风(如在塞班岛被美军攻陷前夕，一万日本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全体跳崖投海自杀)，也造就了和平时期一辈子对企业忠心耿耿、几乎丧失独立人格的“公司人”，同样还造就了日本人至今也不认为那些战死的“忠魂”或者东条英机应该为战争承担什么罪责。

　　当然，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罪责的追究，日本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思。在《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一书中，作者津田道夫援引卢沟桥事变后父亲的日记，坦率直言：“和一般着眼于政治统治者的战争责任不同，我以为日本大众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他同时也描述了日本侵占南京之后，作为小学生的他如何走在日本狂欢的大街上。可惜，在大多数日本人看来，正是因为狂欢是全民的，所以罪责也就不是个人的。

　　良知也是一种本能，它能抵抗文化的惰性，尽管这种抵抗在大多数日本人心中还很微弱。就是那位爷爷战死于马来西亚附近某地的日本政府官员，在发表了一大通对战争的看法后，最后对《经济》记者说：“我从游就馆里走出来时，回头看了一下最后一个展室上贴满了的士兵照片，我意外地发现，东条英机的照片在视线的正中间。我突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他的爷爷正是在东条英机内阁时当的兵，他爷爷的战死，直接源于东条的命令。如今东条已经变化成普通士兵中的一员，在游就馆的最后一间展室，目送着所有参观的人。

　　仅存于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

　　对在靖国神社内“显圣”的老兵，我们无意去采访他战后60年来的生活与工作。

　　从老兵昂首挺立的军人体态，可以看出他和同样七八十多岁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在门口走50米左右后，小队并没有进正门去参拜，而是掉头往回走了50米。老兵看着肚皮快要把军装撑破的年轻人们，说：“下午1点集合，诸君要吃饱饭，准备下午的操练。解散！”周围全是拍照的人，走在第一位的士兵穿戴的年轻人，插了两三次才把寒光四射的军刀插回刀鞘内。他的演戏能力离那些老兵还差得很远。

　　拿一把明晃晃的军刀在靖国神社行走，背一只步枪在这里操练，在日本人看来毫不奇怪。游就馆一直在赞美“先前的那场战争”，做得很公开，没有半点顾忌。参拜完的人会很自然地去看看游就馆，回顾一下“先前的那场战争”，至于那场战争屠杀了周边国家多少无辜人民，在这里没有半句话涉及。

　　8月15日这天有20万人参拜或参观靖国神社，都安之若素地观看了老兵的“显圣”。这是不是代表着军国主义的阴魂正在日本社会复活呢？

　　其实不然。须知，2005年8月，东京都人口为1254万人，加上周围几个县，总人口不在2000万人以下，这就是说，8月15日这天参拜、参观靖国神社的人数充其量只占东京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对比是，8月13日，东京湾举办了一场焰火晚会，举办方发表的数字是，约200万人观看了焰火。《经济》记者在当天下午3点半准备从新桥坐轻轨列车去东京湾对面观看焰火，足足在车站等了一个小时才挤上车厢；到位于竹芝的西方大厦下面寻找看焰火的地方时，见大多数人早就在头天晚上打下地铺，一块又一块红红绿绿的塑料布，已经铺在了地上，场面蔚为盛大。

　　而15日这天，从靖国神社出来，想坐地铁的话，很容易就进了车站，拥挤状况远不能和13日的焰火晚会比。

　　当今仍崇尚军国主义的人在日本肯定是有的，但也肯定只是一小撮。这一小撮已经淹没在由战后出生的几代人营造的“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海洋中，很难翻起什么浪花了。我们能看到的是，这种军国主义仅仅存在于靖国神社这一片小天地里。

　　其实，像右翼的符号性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那样的人，尽管一贯叫嚣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和中国对抗、派兵海外等等，但也还称不上军国主义分子。他们的这一类言论都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他们关心的主要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问题。按日本右翼甚至大多数日本人的看法，战后的日本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不仅没有国防军，甚至连首相要参拜一下靖国神社这样“纯属内政”的举动都要看邻国的眼色，这让他们觉得屈辱，而曾经被日本侵略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更加增强了他们的“屈辱体验”，因此他们力图进行“历史的矫正”。这种矫正，包括争取日本在军事上与他国的“平等权利”，包括力挺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自然也包括对那场“被长期歪曲描述和错误评价”(石原慎太郎语)的战争给予“正确的”评价。

　　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那一群人在西方舆论中一般被称为“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者”。既然是民族主义者，其种种诉求必然是基于本民族的某些传统价值观的。实际上，按美国学者约翰·内森在其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无约束的日本》中的说法，这些“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者”们以“右翼”面目在日本的战争责任等问题上大放厥词，正说明他们以及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处在巨大的“文化焦虑”的煎熬中。

　　日本人在“焦虑”什么？

　　日本人的“文化焦虑”

　　大手町距离靖国神社只有两站，与东京火车站仅有一步之遥，日本最著名的企业和经济类社团均集中在这里。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的经济公关中心也在大手町。经济公关中心主任研究员胜尾修对《经济》记者说，“60年前的今天，战争结束，日本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后我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繁荣与挫折的道路。”

　　从大手町大厦7层向西望去，能够看到皇宫，也能隐约看到皇宫附近的靖国神社。胜尾在此一情境下说的这番话具有强烈的隐喻意味。日本人对“繁荣”与“挫折”的感受，与日本天皇、与靖国神社是一脉相系的。

　　中国学者唐小兵在评论《无约束的日本》一书时写道：“近代以来，日本人在成为向欧洲学习的亚洲排头兵的同时，他们也在为自身身份的迷失在暗自伤神和困扰。技术上可以无限制地引进西方的先进成就，但如果文化也完全西方化了，那日本也就不成为日本了。”如果说这种在文化上丧失自我的感觉在战前尚被“脱亚入欧”的斐然成绩所遮蔽的话，那么战后60年则是这种“文化焦虑感”不断迸发的过程。如胜尾所说，战后日本获得了经济上的惊人“繁荣”，但这恰恰剧烈地映衬了这个国家政治地位的低微——60年来，日本始终没有改变“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形象，而这一局面，又直接伤害了日本人在传统中一直蕴藏于心灵深处的国家主义情结，这就是令石原慎太郎等“新民族主义者”们痛心疾首的病灶所在。

　　在“新民族主义者”们看来，“强调国家的纯洁和权力”，是日本人“重新获得纯粹的、未经玷污的日本精神，从而重新获得目标和尊严”的必由之径，而强调国家的纯洁和权力，就意味着在民众心理上“把天皇理想化为日本民族特性的载体和泉源”。石原们自然知道，在日本现在的民主政体下，不可能恢复战前的“实君立宪”，他们只是希望在文化上回到战前，即像战前那样让全体日本国民都奉天皇为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对其保持敬畏，哪怕天皇“只是一个幻想”，“一个给人慰藉的虚构”。

　　然而令“新民族主义者”们痛锥入心的是，国际上和日本国内总有作者追问天皇的战争责任，如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2003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天皇的玉音放送》，就以理性的分析将战争责任直指裕仁天皇。书中从源头上说明了“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是如何摆脱对天皇责任的追究的，同时也指出，正是这种近代天皇制，支撑着小泉首相所使用的“日本人的精神”等话语。小森阳一也是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公开信的23位高级知识分子签名者之一。由此，人们应该能够想象，为什么石原慎太郎等人要以那么耸动视听的言辞从根本上否认那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为什么他们要那么高调地主张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并且身体力行。无论是出于坚持“新民族主义”原则的需要，还是出于和左翼人士斗争策略的考虑，石原们都必须如此表现。

　　必须承认，石原们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在以个人主义为主导价值观的西方国家德国，人们将纳粹的战败视做民众个人的解放，因此他们对战争的反省相对轻松；而在具有国家主义传统的日本，“天皇玉音”传来时却有无数日本人痛不欲生，因为他们将国家的失败等同于个人的失败。日本人的这种战败观感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他们对战争责任反省不彻底、不真诚的又一重要原因。

　　如果日本人真的在文化上彻底“脱亚入欧”了，他们会怎样看待那场战争、怎样看待天皇呢？这种设想是足以令“新民族主义者”们不寒而栗的。他们必须不遗余力地维护和呼唤“纯粹的、未经玷污的日本精神”。

　　媒体的“60年感觉”

　　很少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其国内政治生活会那么大程度地引起国际反应，其社会舆论又那么大程度地受到国际反应的影响。一切都是因为那场战争。其实对日本周边国家而言，日本人对战争的态度只是一个是否伤害本国国民感情的问题；而对日本而言，一切跟那场战争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事件，像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自卫队出兵海外、政要对战争的评论等等，都直接指向“日本是不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和“日本要不要争取主权完整”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牵动着每一个日本人的神经。

　　日本大多数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为“是”，所以他们有委屈感(如果尚不是屈辱感的话)。因为这种持续了60年的委屈感，他们更容易想起扔在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而不愿提及南京的那一场大屠杀。日本的大多数人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为“要”，这个态度在他们看来也是合情合理，所以先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在日本获得了长久的高支持率。

　　你不能说日本人都是军国主义者，但你不能不说，他们总体上在右倾化；你不能说日本人都在美化那场战争，但你不能不说，他们总体上不准备忏悔。

　　石原慎太郎大力推崇的“日本精神”，并不是凭空起屋，而是拥有相当的文化心理基础的。

　　最有利于辨识在长时段内具有稳定性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是一国的媒体在长时段内的表现。

　　“我们在1995年的8月15日前后做了不少总结性的报道。我的感觉是，日本人虽然也有60年一周期的概念，但那主要指人到了60岁，在国家的重大问题报道上，我们还是按50年或100年的尺度来衡量是否够集中报道的分量。”日本一位杂志副主编对《经济》记者说。

　　从靖国神社院内日本媒体记者的数量上看，他们也在花不少精力做战后60周年的相关报道，但是这种报道只限于靖国神社或者是战前的史料挖掘，缺少对战后60年的整体总结。

　　2005年8月15日这一天，保守的《读卖新闻》发表社论，用很大的篇幅盛赞了东京审判期间担任大法官的印度人帕尔。帕尔认为东京审判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审判，是一种“仪式化了的复仇”，他提出了所有甲级战犯均无罪的“帕尔判决书”。《读卖新闻》既没有讲东京审判有多少个法官，也没有触及其他法官的判决书，孤零零地提出帕尔判决，好像东京审判只有帕尔一人似的。

　　日本的神社一般是只记录名字，不供奉偶像的，在这里能找到马或犬的偶像，但找不到人。然而靖国神社不同，这里开始有了日本将军的塑像，虽然是远远地站在牌楼(鸟居)的外面；还有一个人极为特殊，他就是《读卖新闻》盛赞的帕尔法官。离正殿不远的地方，帕尔的肖像被雕刻在了青石上，宫司(神社僧侣)的颂词也被刻在了肖像下面。

　　强烈主张与中国对峙的《产经新闻》，在2005年8月15日的社论(该报叫“主张”)中，把很大一部分文字放在了中国问题上，不仅谈到了4月份发生在北京、上海的游行，还特意讲到抗美援朝、炮轰金门、中印、中苏、中越边境战争等，捏造中国对邻国的“军事威胁”，相应淡化日本对他国的侵略。《产经新闻》这篇社论的结论是：在就要开始的新的一轮60年里，“日中关系已经在东亚处于战略竞争、对立的新阶段”。

　　同一天的《日本经济新闻》在头版发表了评论员(论说主干)冈部直明的文章，主张超越国家主义。《朝日新闻》这一天的社论在最后说：“在日本走过战后第60个年头的时候，该如何寻求世界的和谐，需要日本的勇气与思虑”。《日本经济新闻》所说的“超越”，《朝日新闻》所说的“勇气”，实际上是对《读卖新闻》向后看的历史观点、《产经新闻》惟以天下大乱为乐的破坏主义的一种批判。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了解的一个事实是：在日本发行量最大的五份报纸中，以政治立场而言，除了居中的《日本经济新闻》外，靠右的大报与靠左的大报是分庭抗礼的。

　　这就是说，右倾化的政治观在日本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而且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是，日本媒体右倾化的程度越来越大，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对文化心理的推究，对社会舆论的实证，都指向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越来越不准备忏悔的国度，因为她的国民不愿也不会轻易抛弃“日本精神”。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具有如此“日本精神”的国度会拥有怎样一个未来。

　　日本人自己也不知道。

　　军事大国的建设与喧嚣

　　如果把靖国神社的现状和8月2日发表的《防卫白皮书》(2005年版)结合起来，有人总不免担心，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迹象。就我们的观察，我们认为日本实际上已是军事大国，日本也有人在炒作中国军事威胁，但日本不可能回到二战前的军国主义道路上去。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4年报告，日本军费开支在全世界排名第二。自卫队的定编为25万3000多人，防卫预算为500亿美元，资金十分充足。

　　日本军队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包括最先进的地对空导弹、反坦克导弹，有坦克600辆，海上自卫队有护卫舰及潜艇53艘，海上和航空自卫队共有战斗机等500架，从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之一。

　　日本人口是中国的10分之一，国土为中国的26分之一。中国军队人数为250万左右，日本为25万，从军人占社会总人口的比率上看，日本与中国相差不大，但从军费上看，日本为500亿美元，中国为23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两倍多，日本每个军人的军费为中国的20倍以上。

　　单纯以反恐的名义维持日本现有的军事力量，显然很勉强。日本过去从未发生过外来势力对日本国家的重大恐怖事件。日本需要找一个借口，来扩大或保持它的军事力量。

　　从今年8月发布的防卫白皮书看，日本把这个借口安在了中国身上。白皮书公开说，为了防卫来自中国的攻击，日本要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以海陆空三军的现代化为中心，积极地推进军事变革。

　　但是我们从靖国神社那些身穿黑色礼服或战斗服的日本右翼的叫喊声中，只能听到他们要“防备”中国、跟中国对峙的主张，有几个胆大点的还要夺取被俄罗斯占领的北方四岛，但听不到他们扩张领土方面的口号。以日本现在的国际政治力量，再像60年前那样，颠覆其他国家政权，扶植一个傀儡政府来全面为日本服务，这种野心也许不能说丝毫没有，但如果真地说了出来，恐怕连日本普通民众都要笑掉大牙吧。

　　维持并尽可能扩充军事力量，这是日本保守派报纸《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多年来的主张，让小泉纯一郎在8月15日这天参拜靖国神社，也是这些报社的高层明确提出过的。不过，即使是《产经新闻》这样明显右倾、积极反华的报纸，尽管炒作中国的“军事威胁”，主张继续增强日本的军事力量，但也未流露出对中国的领土野心。他们还不至于对世界大势和日本民众的状况那样无知。

　　靖国神社里一小撮人的军国主义情感是存在的，但那和军国主义作为一种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复活是两回事。日本不可能再次走向战前的军国主义老路，日本的经济、政治体制已经不允许军国主义的存在，这也包括煽动和中国对立、要借中日之间出现的矛盾火中取栗的《产经新闻》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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