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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在很多场合不止一次说过，现在我国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短期内绝对不能再往上提了。他具体说：“我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中国高校教育成本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教育部所“调研”出的高校年运行成本其实并不高：“我们对高校生均年日常运行经费进行过充分调研，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
元左右，综合一下，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现行的学费标准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不幸的是，这个“现行标准”没有得到任何一所高校的赞同和支持：哪个本科生大学4年的总学费不在2万元以上？
“标准”实施不起来，说明该“标准”和现实情况存在着巨大分歧，而分歧并不在于那提取的25%比例，这个比例实际上还是符合国际的平均水平的。分歧在于，教育部的那个“规定”并没有给“成本”定出一个科学的标准。“规定”对什么是成本、什么该纳入到成本范畴等等都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高校教师的办公室投入3万元是教育成本，那么，投入300万元、3000万元呢？也是教育成本吗？建设一幢图书馆，原本只需投入5000万的，由于没有标准的约束，就很可能建造成2个亿的规模。这些“成本”都摊到学费上面，能不导致学费居高不下吗？一些宣称“没有提高比例”的高收费高校，其手段正是如此。
我国教育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早就指出，如果不给予约束，高等学校的教育成本有无限增加的可能。西方学者鲍恩的高等学校成本最大化理论也证明了这一点，该理论认为：“学校作为经济人，总是会穷尽一切理由来试图增加收入，提高收费标准则是最好的办法。高校的成本越大越可以提高收费标准，则高校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所以，高校不但不试图使成本最小化，而且还有最大化成本的倾向”。
在我国，要真正抑制住高校收费最大化的倾向，让投入完完全全地为教育服务，而不是成为拉“成本”的大旗作“高收费”的虎皮的生财之道，为成本定一个科学的标准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当务之急。只有定立了科学的标准，高校的成本才有可能更加透明化，才有可能对高校的成本核算进行监督和约束，也才有可能制止高收费和乱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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