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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雄伟／文
日前，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公共健康危机与卫生法”专题中方主持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宏规呼吁：中国应制定统一的《卫生法》，从立法上确立医疗改革的大方向和政府责任，确认国民的合法利益。
———《新京报》
李宏规的建议非常可贵，也代表了有识之士的普遍看法。如著名的评论家马国川在9月5日的《经济参考报》上就撰文呼吁，“医疗改革，不妨立法先行”。他们一致认为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强调要加强政府责任，不能把事关民众健康的大事完全推给市场。加强政府责任没有错，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医改走进“管死放乱”的恶性循环。
过去我国在改革问题上经常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因而导致“抓放循环”。例如，在医疗体制改革前，医疗部门被管得太死，没有一点儿自主权，导致医疗机构效率低下；医疗体制改革后，医疗机构权力确实增大了，可是出现了开大处方、高收费、乱收费的现象，医疗机构管理混乱。现在，假如一味强调加强政府责任，谁能够保证政府不会重新把医疗部门管“死”，从而堕入“管死放乱”的恶性循环呢？
我们的改革有一个普遍的模式，即“放权让利”。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出现权力没放弃，责任却被放弃了的现象。结果是“放权”变成了“弃责”，甚至发展成一面放弃公共服务责任，一面却利用权力“与民争利”的局面。“放权让利”就蜕变为一种“弃责争利”的模式。于是，旧体制下本来水平就不算高的医疗服务与保障功能，很快趋于瓦解，医疗机构本身逐渐成为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就这样，我国医疗服务领域酿成了今日的危机。
因此，导致“管死放乱”的恶性循环的原因，根源在于我们缺乏一套对于“公共权力－公共服务部门”的“授权－问责”制度，因此形成的“权责不对应”在任何运作方式的变更中都具有一种“选择性适应”功能：在“抓”的时候往往“重权不重责”，在“放”的时候又常常“放责不放权”。结果便造成权力部门的公共服务责任越来越弱，而垄断资源自我服务的“部门权力”却越来越大。在“小政府”理由下该做的事它不想做就可以不做，而在“大国家”的旗号下不该做的事只要有利它就可以强做。这种情况下，在单纯强调“市场导向”和“政府管理”之间的摇摆，必然导致“管死放乱”的恶性循环。
所谓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的说法，其本意是要减少约束而不是取消服务，是限制权力而不是推卸责任。现代政府是权力受约束的政府，同时也是责任可追问的政府。因此，政府必须做到的是，在适合市场化的领域约束权力不要“与民争利”，而在公共服务领域履行责任不要把责任推卸给“市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一方面“限权”，一方面“强责”。只有从两方面推进权责对应，建设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公共权力－公共服务部门，我国的医改才能走出“管死放乱”的恶性循环。（12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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