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走向消费型经济 将国有财产返还给老百姓

　　李瑞萍翻译

　　中国必须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将国有财产返还给老百姓、改革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 并保持合理的房地产价格，以推动经济向消费型转变

　　中国的发展模式偏向于投资而偏离消费。当投资在GDP中的比率上升时，政府在经济中 的作用也会上升。那往往会造成收入过分集中。

　　接近权力的那些人在国民收入增长中获得了不合比例的份额。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均对于消费的增长不利。控制着大部分银行存款的一小部分富人，往往消费那些对于经济发展有着低乘数效应的昂贵物品。他们也倾向于用这些钱来做进一步地投资或投机，这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的程度。

　　贸易部门对于消费有着更好的乘数效应，但这个乘数效应不大。大多数工人只能获得微薄的工资。如果这一部门每年增加300万工人的话，这些工人的总收入不超过500万美元。

　　改革货币不是解决办法

　　很多观察家敦促中国政府提高货币价值来促进消费。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危险的提议。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货币升值可能会促进消费，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除非不是人为升值。中国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人为推动货币升值不会有什么作用。

　　强势货币很可能会提高由一小部分人控制的银行存款的价值。这将增加他们对于外国商品的购买力，可能会导致更多豪华轿车进口，或更多到巴黎的购物旅行。但这不会增强大众的消费。

　　相反，我认为强势货币会扼杀经济增长。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货币流动性会下降：(1)由于成本增长，出口会减少；(2)换算为当地货币后，出口商品价值降低。中国的过度投资使资本收益处于低水平，新投资的资金依赖来自出口增长的新资金。如果不首先改革中国的政治型经济，强势货币政策将会将中国变成一个可怜的日本翻版。

　　平稳增长的四种途径

　　中国能够向平稳增长模式转变，当目前的模式不能起作用的时候，中国增长模式必须转变。我们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什么时候不再起作用，但是，对改革现有增长模式必要性的思考非常重要。我相信中国必将经历三项根本性的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首先，中国必须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是取得更佳收入分配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必须建立一个不同的机制来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如果政府的支配角色将相当于GDP10%的收入，从人民大众转向那些有特权的人，我不会感到惊讶。如果不消除这一巨大的成本，大众消费就会成为

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这是难以置信的。

　　其次，中国应当将政府控制的财产分给老百姓。中国政府拥有土地、自然资源和大量的国有企业。相反，中国家庭却没有什么资产。我估计家庭拥有的财富只有不到GDP的200%，远远低于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消费水平。政府控制下的资产可能相当于GDP的100%。如果把这些财产返还给老百姓，这将创造出一个持续多年的消费繁荣周期。

　　许多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们不知道这些财产的价值，将会以低价卖掉它们。首先，我认为这对于人民来说会更好。在政府控制下的资产很少得到合理使用，相反可能会滋生腐败。如果这些资产无限期地在政府控制之下，老百姓最终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其次， 锁定一个出售资产的期限，在一定的机制下将资产返还给老百姓，这总是有可能的。

　　第三，中国必须改革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以减轻老百姓对这些费用的恐惧。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属于国家所有，却经常任意地向学生和病人收费以获得非正常收益。中国老百姓既不能获得私有制的效率，也不能享有公有制的低费用。

　　当我在中国各地旅行时，我感觉到，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很关心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潜在费用。在我看来，这种担忧是消费增长的主要障碍。

　　第四，中国应当加强

经济适用房的供应。不断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已成为消费增长的另一个障碍。对一般家庭来讲，购房已经是最重要的支出项目。高

房价是阻碍消费的一个长期力量。在中国很多城市里，一套中等水平的房产价格可能超出家庭年收入的15倍。这样高的价格不利于消费发展。

　　常常有分析家认为，上升的房产价格对于消费是有利的。从短期来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但要以长期的消费为代价。当家庭拥有房产变得普遍时，上升的房产价格让家庭的纸上财富大大增加。只要老百姓确实认为自己更富有了，他们才会花掉更多的钱。然而，这只有当物价上涨很快时才会起作用，但这种情况并不是永远都存在。当初始价格上升结束时，财富效应也会过去。但是，需要组建新家庭的人们不得不为他们的家庭支付更多，因此，他们也必须要储蓄更多。高房产价格从长期来看对消费不利。

　　中国要完成以上四项任务，将要花10年时间。因此，中国不太可能很快从一个投资/出口带动型的发展模式转向消费带动型的发展模式。然而，开始这一过程越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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