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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曙松
人民币升值后，很多人关注2%的幅度对于中美的贸易状况有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2%的升值对中美贸易状况的影响是很微小的，这是由中美之间贸易的互补性等多种因素决定的。由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结构，外向部门的比重比较大，进出口规模占GDP 的比重非常高。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人民币汇率的决定不能只
看中美的贸易状况，还要看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中总体的贸易状况。这样的升值幅度也许对中美之间贸易状况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对于中国总体对外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平衡来说，是基本可以达到目标的。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适度升值对于美国影响，实际上并不一定体现在解决贸易逆差方面，更可能是促进亚洲地区汇率弹性的提高，同时有利于矫正美国长期利率偏低的问题，进而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一直以来，美国的长期利率处于低水平，而中国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带来外汇储备增幅的减缓以及带动马来西亚等国汇率弹性的加大，也会减缓外汇储备流到美国市场。这些有利于轻微地校正美元长期利率偏低的状况，有利于抑制美国房地产泡沫。
2004年我国商品贸易和服务项目顺差320亿美元，占 GDP的比重不到2%，加之出口弹性和进口弹性因素的影响，从总量上来看，2%的升值幅度基本上可以促成实现商品贸易和服务项目的大体平衡。
这样的一个升值幅度从客观上还达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有利于抑制投机资本流向的大起或大落。2%的幅度使得投机资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退出的话，这个幅度很难有明显的盈利，如果考虑财务成本问题可能还会有损失。央行公布的3‰的浮动幅度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今后总是单边向上变化的，而是可上可下的双向变动。汇率形成机制浮动之后，对于投机资本来说，汇率波动的风险是比原来大了。
从目前状况来看，未来3个月到6个月都可看作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一个观察期和调整期。从1997年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相对比较僵化的汇率体制中退出，我国的汇率改革毕竟对贸易、就业以及总体经济等领域形成了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等都有一个适应性调整的过程。决策者也会观察升值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消化的程度，经济的其他方面也需做出适应性的跟进。例如汇率波动幅度变大，金融体系将提供风险管理的工具，让企业进行风险管理，企业重新调整自己的定价策略。
从应对可能的投机压力角度看，目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应对投机压力的能力显著大于1997年以来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应对投机压力的主动权在央行手中，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主动权实际上在投机资本手中；另外，参考一篮子货币而不是盯住美元，“篮子”中货币的相互波动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压力实际上较之原来是下降了。在这样一个相对平稳的汇率环境下，中国正好可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外汇市场更富有弹性的改革、外汇管理政策的调整等，做好相应的适应性调整，为汇率制度具备更大的弹性奠定基础。
从宏观方面看，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升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经济自主增长的机制在增强，经济增长的潜力比较大。特别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加强和改善了宏观调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缓，国民经济正向更合理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另外，美元处于升息周期，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减缓冲击压力；国内宽松的货币环境为货币升值做好了货币准备；整个金融微观重组的力度非常大，例如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农村信用社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也是为汇率制度改革所做的准备。
人民币升值选择在上半年GDP数据公布的第二天，在此之前标普刚刚调升中国的主权评级，人民币无实物交割的远期交易NDF在海外市场创出新低，显示投机压力明显降低，这些都是人民币进行适度升值和进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有利条件。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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