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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虎城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提供了一组数据，表明“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见今日A08版报道)。
落后10年的看法出自统计官员之口，又有数据支撑，依据以往的经验，想必只会少不会多。然而，即便只是10年，也已经是一个足够震撼的数字了。事实上，消费差距不过是城乡全方位差距中的一环而已，而且是最为直观的一环。分析造成消费差距的原因，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收入的差距，然后是消费心理上的差距。
论述收入差距算是老调重谈了，“工业反哺农业”时代的到来，其实恰恰反映了农业附加值的日益稀薄，由于政策实施的效果尚需相当一段时间才能体现，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仍然暂时难以扭转。即使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一大部分已经转化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务收入，但由于文化水平所限，多数属于非熟练工人，只能从事一些附加值产出较低的简单劳动，劳动力收入也就相对较低。所以，从大的方向上来讲，他们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均在拉大，只不过是在不同领域的拉大罢了。
从这一点上来讲，消费水平的差距反映的就是收入水平的差距。但是，相对低收入并不代表绝对低收入，也并不意味着农民就没有钱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城镇必备消费品。按照统计部门的数据，全国农民工的年收入平均水平是8000元上下，相对于城镇正式工人15000元左右的水平自然是低了太多，但也不至于毫无购买力。然而为什么即使有购买力也不购买呢？原因在于农村公共品缺乏。由于农村有线电视网和电网建设的滞后，买来彩电，一是无法“有线”，二是电费过高；买来洗衣机，却没有水龙头；农村饮食多自给自足，单一贫乏的农村销售市场，多以个体经营为主，也没有多少东西非要存放冰箱不可。这就是农村消费环境的恶劣。缺少配套设施，使得很多耐用品难以打开农村市场，反观城郊一些农村，由于城市在设施建设上的辐射效应，耐用消费品就颇受农民欢迎。这反映了农民不是不需要消费，而是不愿意浪费型消费。
农民不愿意消费，还在于农村缺乏医疗卫生、养老等基本保障，这也正是城乡制度差异的重要表现，有学者将土地视为农民的基本保障，其实是在为国家责任开脱。正是由于基本医疗等保障的缺失，使得农民因病致贫、致亡的例子比比皆是。除此之外，巨大的教育支出也逼迫很多农民咬紧牙关存钱，有专家指出，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试想，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之下，农民又岂能不在消费领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呢？
而所有的这些问题背后，纠葛着的是城乡制度性差异的存在。城乡公共品建设，再加上就业、教育、医疗等诸多方面的政策不一，使得农村在收入、文化等各方面与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消费差距和其后的多方面差距关联在一起，要想缩小这些差距，根本之道唯有消弭制度差异。如此，“工业反哺农业”才不至于由于工业的强大话语优势而流于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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