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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辉
每逢开学之际，助学贷款的话题总会被拿出来说说。1999年以来，几乎年年如此。但说过后、炒过后，政策的推进还是不干脆，似乎到现在还难说有个满意的答案。助学贷款兑现率仅占预算的10%左右就是一个明证。一句话，助学贷款至今尚未找到一条理性的可持续的出路。
日前，教育部官员以非同寻常的语气提出了几条“最严厉的措施”。比如，针对推行助学贷款政策不力的地区，财政部将拒绝“安排共建经费”、“减少转移支付资金”、“调减招生计划”，“暂停硕士、博士点的审批”等。看了让人兴奋又紧张。
通过上述举措，人们的确感受到有关部门对助学贷款执行不力的焦灼心态，仅此，教育部的举动确实值得称道。但称道之余又觉得在执行过程中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因为这些“严厉措施”具体到操作程序上，需要取得银行等方面的支持，各方面在协商过程中需要寻找一种协调机制。协调就是谈判，而谈判就是讲利益均衡，讲双方的妥协点。那么，助学贷款的政策与商业的均衡点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通俗地说，均衡点的实现就是“有呼有应”。所谓“有呼有应”就是教育部门的愿望和诉求能得到金融方面的应答和支持。但现在的局面却是，教育主管部门很积极，但金融方面却“冷面相待”，或出于“场面上”的需要应付了事。金融方面为什么有生意不做？银行的回答是，不是不做，而是无利可图。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有呼有应”、“有呼必应”甚至是“未呼先应”呢？关键还是要找到一个政策与商业利益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国家助学贷款财政补贴的额度。
这个额度究竟要多大？是15%？还是20%抑或25%、30%？现在银行不愿揽助学贷款业务，说明它的边际成本还是大于边际利润，说明15%的财政补贴比例还是低了。低了就要考虑提高，经济的问题还是用经济的手段解决为好，但我们一些决策者似乎特别偏爱使用行政手段，而行政手段又常常不见效，或者不能可持续推行，所以，才有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
依笔者之见，这个额度的最后敲定，需要银行、高校和财政三家坐下来谈。一方面，银行的成本和风险要精算出来，究竟需要补贴多少才比较合理？但银行也要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再说高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是天经地义的，况且高校介入助学贷款监督社会成本最低。而财政，尽管有承受力的问题，也有各地财力不均衡的问题，但矛盾要讲主次，不是有“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谚语和口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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