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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最新一期《国际先驱导报》的一则调查很有意思：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而且那些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也不快乐，甚至表现出集体性的郁闷，如政治精英为人际焦虑症困扰，商界精英身心疲惫，文化精英累于喧哗。
应该说，在一个创富规则严密、从而贫富差距不是太大的社会中，“既得利益者”是
一个值得自豪的身份。因为在共同的规则下，我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汲取到更多的资源，成为“既得利益者”，表明我捕捉机会和创造财富能力的超群。最关键的是，大多数人都能在规则下有机会成为“既得利益者”，身份的开放决定了符号所指的褒义。
而在我们语境中就不一样了，权力寻租和权贵掠夺普遍存在，社会在追逐财富上缺少共同遵守的规则，所以贫富差距拉得很大，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才能通过灰色途径(权力腐败、关系网、购买权力等等)成为“既得利益者”———这种“既得利益者”的身份是封闭的，少数人成为得益者，大多数人心中是“相对剥夺感”和“实在剥夺感”，这种环境必然造就了“既得利益者”这个词在我们语境中的“道德审判”意味：“你所得乃我所失”。
在这种对“既得利益者”带着强烈“道德审判”冲动的现实语境中，有几个人敢承认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最务实的态度就是“闷声大发财”。下面看另一个问题，不承认既得利益也就罢了，为何还集体性地表现出了不幸福感？我想，问题还出在创富规则的不健全上。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只有一个健全的规则，才能给人带来稳定的预期；而只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才能给一个人带来恒久的幸福感———意外得到一笔横财，虽然会带来幸福感，但这种感觉不会持久；而规则则能让人通过预期把握未来，能把握未来的快感才是持久的快感。显然，这一代脱胎于前20多年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中很多人的财富并非通过合法规则取得，那么未来是否能守住财富？预期的不稳定自然带来集体性的郁闷。而那些通过规则合法取得财富的既得利益者，也因为规则的不健全，对未来并无把握，此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也。
写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富人对慈善事务为何总是那么消极———跟这种对自身财富的悲观关系非常密切，自己的财富都那么不确定，哪会想到送给穷人？自己都不快乐，怎么会想到让别人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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