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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近公布的《中国中产阶级调查》显示，有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其中，自认为属于中上层的占14%，自认为属于中中层的占43.1%，自认为属于中下层的占28.4%。该书作者之一，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沈晖认为，这个数据说明当前我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也就是，许多人觉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然属于中间位置。 68.6%的数据表明城市人有“自我阶层认同”向下倾斜的趋势，并有可能构成社会冲突的隐患(9月2日《中国青年报》)。
“中层意识”据社会主流，折射出的字外信息是，当代中国“城市人”的社会心态是稳定的；“自我阶级认同下倾”蕴含的信息却是这种稳定是不牢固的，有潜在的社会冲突的隐患。结论是应提高城市人，具体说来是“月收入5000元，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群体的收入。
该不该提高他们的收入？我姑且不论(这种结论是逻辑推理而来，存在着伪命题的可能性)。与此相关的有以下数据和报道。1亿多农民在城市打工，2000万多孩子留守农村，2610万贫困人口，与这些数字相伴随的是进城务工人员的高犯罪率、农村孩子的高失学率，农民增收的缓慢等现象；在同一天，南方某权威媒体以《探访深圳刺字恶魔家乡：为摆脱贫困铤而走险》题深度解释了进城务工人员犯罪的一个根源。报道称“重庆市贫苦县公安机关一年接到外省市公安机关的协查函件至少2428份”(南方都市报，9月2日)。
为脱贫铤而走险，“穷得不得不冒襄”，是当前农村意识的一个极端，但它折射出当代农民的整体意识：求富。如果说“中层意识”是当代城市人的意识，那么“求富”就是当代农民的意识。前者经学者的调查显现出来了，并被冠以“中层意识”、“主流意识”。研究表明他们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心态比较稳定，虽然有工作压力，但自我感觉良好，有“中产阶级”的感觉。后者虽未有学者做全面的描述，但大量的报道显示了他们的潜在的心态：这种心态目前尚未有学者命名，我姑且起名为“求富意识”。大量报道显示他们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心态趋于浮躁、深受贫困、疾病、歧视的折磨，整日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挣钱养家糊口，有不少人为了摆脱贫困铤而走险，甚至出现冷漠的反社会分子，“三农”问题的沉重的快让人喘不过气来。
由此，我不能不怀疑“中层意识”是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结论。因为它的数据来源，调查范围、研究旨趣均遮蔽了农民群体，忽视了农民的存在，而中国是个农民国家，有数亿农民在农村。忽视这一群体的存在，任何结论都免不了一偏概全的嫌疑。据此，“中层意识”仅仅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的主流意识，而不应被冠以“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
专家不是普通人，调查报告不是新闻报道，它的结论往往代表着真理，为人们所信奉，因此，其结论应慎重、再慎重，决不允许信口开河，以免误导视听。而当前学术界常常把自己的对“城市”的研究成果泛化，喜好冠之以“中国社会”、“中国”等词？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泛化，导致了学术成果的贬值。这种话语是隐性剥夺农民话语权的城市话语霸权，求“真”的学术研究应避免之。
(稿源：红网)
(作者：刘继忠)
(编辑：潇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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