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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9月1日《新闻晨报》消息：今年3月，河南省委副书记解读如何提升河南人形象。面对长久以来某些地方对“河南人负面形象”的片面夸大问题，“河南人的负面形象，说到底还是个穷的问题。”河南省委副书记王全书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分析其中的原因。
在经济发展日益同质化的今天，谁都得承认：基于历史人文等综合基因的“地域形象”还旗帜鲜明地张扬着。从倍受诟病的“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横幅、到招工时“某某的留下某某的走人”的残酷，妖魔化的地域形象已经成了不容绕道的劫难。卢梭在《忏悔录》里感叹：“任何一种事物，无论它粗鄙还是高贵，如果被演变成一种仇恨的公共形态，往往也就失去了公平与公理。”但抽象的公正和公理又是荒谬的，很显然，地方政府是清醒的，王全书说：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维护河南形象。当河南人开始直面“穷”这个根源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思考：那什么来捍卫我们的“地域形象”？
首先得靠积极得力的社会文化层面的“软引导”。“地域形象”在本质上更似一种“文化形象”，是由地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人类心理活动引发的一种舆论倾向。比如地域歧视，学者喜欢教育我们通过公民权利领域的司法介入来因应，纵使能对逾越底线的歧视行为治罪，但要删除这种已渗入社会心理中的歧视心态，法律怕是鞭长莫及的。传播学人士说，我们不能只依赖于孤证；一位英国报纸主编说，现在信息传播只有风波，没有始末……是的，就是这个多媒体的年代，妖魔化的地域形象可以比“段子”传得更泛滥、比短信传得更弥漫，良好的地域形象需要积极有效的文化沟通与对话，你沉默，你就可能被误读。曾在网络上流传深远的评书式的音乐作品《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就是传扬东北地域特质的一个经典——纵使是歪打正着。
当然，“穷”是个大问题。安土重迁的传统，是地域形象的土壤，但若不是为谋生计，谁肯背井离乡？是的，地域形象的背后就是经济形象。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著称于世的贝克尔，1957年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他认为“雇主歧视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爱好――因为沉湎于这种爱好的雇主提高了营业成本”，但正因为此，所以振兴河南也好振兴任何地域经济也罢，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兼容的体制来迎头赶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痛定思痛”：譬如河南优秀工商企业能不能承载起河南标签的作用；市场经济在河南有没有更亲切的通行证……
巴尔扎克《高老头》中巴黎人称拉斯蒂涅为“外省人”，但现在的巴黎人再这样称谓一个外来青年，免不了要被投诉的——可见制度设计对于地域形象的匡正也很重要。当然，最重要的是：小到一个区域、一个城市，大到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和民族，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地域形象就要真正与时俱进、与日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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