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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日14时30分左右，山西省宁武县阳口镇贾家堡煤矿原接替矿井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接到报警的忻州市矿山救护大队在副队长徐伟明带领下前往抢险救护。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由县长任总指挥、县委副书记李天恩、副县长李德生任副总指挥的抢险指挥部。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抢险指挥部却成了瞒报指挥部。(9月3日《现代快报》)
这个指挥部其实并没有进行多少抢险工作，当晚，他们研究落实了事故瞒报的办法
。指挥部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作出了瞒报事故死亡人数的决定。表面看来，瞒报是由徐伟明提出并同救护队队长和支部书记商议的，但是，县里的副书记、副县长一直在场，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瞒报的要求，但对于徐伟明提出瞒报也没有反对。领导不必明讲的事下级心领神会，这正是指挥部团结默契的表现。二是确定了瞒报的具体指标。当时发现矿工遗体30具(实际死亡36人)，李天恩、李德生两位领导了解了关于“死亡30人以上要报国务院”时，县煤炭工业局长于是提出少报，最后敲定报19人。三是落实了瞒报的具体措施。已经发现的尸体就有30具，决定把尸体运送到数百里外的内蒙古。救护大队于是上演了把两个尸体并在一起，假装是一具的荒诞剧。实践证明：这个瞒报指挥部是个思想统一、行动迅速、作风踏实、敢打硬仗的“好班子”。
为什么要瞒报矿工死亡人数？道理很简单：他们有瞒报的内在动力。县里的副书记、副县长要瞒报，如果背后没有深层次的官煤勾结问题，起码也事关官位，出了事故，死人太多，起码会受处分，甚至会丢官；而另一些人则肯定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例如那个市救护大队的副队长徐伟明，就三次从帮助煤矿承包方处理事故的浙江人吴某手里拿钱，其中他自己三次一共得到93500元。他这个“矿难财”发得还可以吧？
但是，仅仅有瞒报的内在动力，还不能使瞒报发生，这就牵涉到瞒报的风险和成本问题。风险，就是瞒报究竟有多少可能被暴露。如果瞒报很容易暴露，则风险很大，他们未必敢瞒报。现在从县委书记到矿长，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瞒报，说明在这里，瞒报风险很小，简直是他们的习惯做法和成功经验了。成本，就是一旦暴露，他们将受到何种处置。如果瞒报一旦暴露，则受到的处置比之不瞒报会严重若干倍，就会震慑瞒报者三思而后行。现在大家如此轻易地选择了瞒报，正说明，即使瞒报被发现，其成本也是不大的。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瞒报的冲动得以变成现实。
抢险指挥部成了瞒报指挥部的事实启示我们，作为上级政府和上级安监部门，应该有一项很难的任务，就是负责查实每次事故的实际死亡人数，即使是下面县委书记的话也不可轻信，一定要认真调查核实。宁武县的这次矿难是通过“调查取证”，才使“内幕终于揭开”的。但是每一次矿难都必然如此“调查取证”，还是因为有人举报才“调查取证”的？我们还不得而知。要杜绝矿难瞒报死亡人数的做法，一方面，要充分加大瞒报的成本，使其不敢瞒报；另一方面，要通过“调查取证”等办法，确保能搞清事故的实际情况，使其瞒报必然被揭露，加大瞒报事故的风险。如果不是这样，例如在宁武县乃至忻州市，谁又能相信过去事故中公布的死亡人数都是真的？
(稿源：红网)
(作者：殷国安 )
(编辑：杨国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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