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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产阶层的进入门槛已经出现了权力排斥问题，这个门槛对社会成员来说就是发展机会公平与否的问题，而这直接关系到社会地位的分配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日前表达了上述看法，她认为中间阶层发展正面临公平性考验。(9月2日《中国青年报》)
如报道中所言，“精英联盟”是权力排斥的表现之一。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以各自据
有的行政权力资源和市场经济资源相‘交换’，以求共赢并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继而形成利益联盟。这种联盟实际上控制了市场发展机会，使得时下中国中间阶层发育中遇到的一种特定结构现象，即“如果你有权力背景，你的发展空间就大，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则小，且前景难以预测。”
缺乏公平的发展机会，中国的中间阶层将难以顺利发展，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向公平性的橄榄型发展。这不是福音，因为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必须让中间阶层大起来，这是为各国发展经验所证明的。如拉美的有些国家，人均GDP曾达到五六千美元；但由于社会结构还是哑铃型的或者金字塔型的，一旦有风吹草动经济立刻倒退。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间阶层扩大，有利于社会稳定，不过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学者陆学艺在谈及社会阶层结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时，就曾论述道：“应该大的阶层，中间阶层，没有大起来，应该小的阶层，农民阶层，没有小下去。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政策引导，使中国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
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孕育一个比例合理的中间阶层呢？一言以蔽之，应该尽可能地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使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能在“成就动机”的驱使下，依靠个人后天的努力就可掌握较多的社会文化、专业技术资本，从而公平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积极成果。
这首先有赖于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是划分阶层和排列位序的主要依据。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由于特殊的情况，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但随着中国社会结构渐趋开放，社会资源出现了向上层集聚的趋势。这未尝不是好事；不过正如有论者所言“我们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在于开放得不够，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社会资源配置得不合理，将会使一部分人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状态，这会激发他们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隐患。
此外还需进一步扩大向“上”流动的渠道。在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的情况下，社会流动的问题已经凸现。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初步形成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后致型规则”逐渐取代“先赋型规则”成为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主导规则。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渠道仍然不够畅通，一些过时的制度性设计还在继续阻碍群体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在渠道开放不够的同时，社会资源又在积聚，群体之间的流动障碍将被强化，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人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会明显增高。
孕育一个比例合理的中间阶层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从根本上言是为了追求一个合理、公平和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就是追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协调发展。有论者认为，如果现阶段我国不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因而当前制定相关公共政策时，应顾及大多数公众，以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为己任，从而能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进一步消除社会流动的障碍。
(稿源：红网)
(作者：吴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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