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市场与反市场抉择

　　编者按：近来吴敬琏先生关于股改中的“股民强势论”引来众人声讨，同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回应记者不认识顾雏军的回答又遭到一片骂声。

　　自从去年因为“郎顾之争”爆发出经济学界的大论争以来，知识分子在面对要不要市场化、要不要改革的大是大非面前如何发言？知识分子在为自己谋利的时候该遵循什么样的准则？如何在获得正当私利和为公众代言时保持平衡？

　　在中国进入改革攻坚阶段的当下，如何辨别某一些人，借着市场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全盘反对市场体制，甚至反对整个改革，是很值得警惕的。本期我们以《知识分子：市场与反市场》为题，邀请四位嘉宾，对这些问题进行　理性的探讨。下期我们将安排一组笔谈，敬请读者关注，欢迎参与讨论。

　　学者是否可从企业家那里拿钱

　　秋风：过去这些年，尤其是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丧失较多的独立性。以前，很多学者服务于权力，现在，则服务于资本，直接服务于企业，有的是垄断企业，有的是私人企业。这是不正常的。作为知识分子，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财务上的独立性，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学家直接和企业发生紧密的财务联系，将使知识分子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知识分子也是人，需要生存，想过上体面的生活，甚至可能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应当追求那种“被正确理解了的利益”。有些经济学家缺乏节制，经常忘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职业伦理的底线何在。

　　当然，我们的社会中也缺乏将知识分子与政府、企业隔离开来的制度安排。在美国，很多经济学家为自由市场辩护，但他的经费来自于一些基金会。他和企业是隔离的，这不管对于企业界，还是学者本人，都有好处。我们的社会能否形成这种机制？

　　刘军宁：学者在研讨会中拿钱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拿8万元也没有什么错，这跟拿5000元或1万元没有什么区别。学者拿企业家的钱，跟大学教授拿政府的几百万元研究经费没有什么区别，为何前者有问题，后者就没有问题呢？只是应该公开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为谁说话就说为谁说话，就像律师辩护一样。如果两头占便宜，那是这个学者不道德。单纯地做交易挣钱是很正当的，如果拿了钱还不替别人说话，这是另一种不道德。中国的危险不是学商结合，是官学结合。

　　新望：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搞改革的人不能超脱于自己的利益。知识分子在现在的环境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认为发展经济也是错的，那就太离谱了。不发展经济，没有GDP，国家怎么发展。相对于这个大是大非，拿点钱，占点小便宜算什么啊。如果拿了卫生部的钱就肯定要替卫生部说话。

　　冯兴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知识分子为企业提供咨询拿咨询费，关键是要“有道”。费是一种对称的支付，你以私人身份提供了服务，企业给你付费。至于付费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主观主义价值论：它视企业作为需求方的偏好和价值评估而定。为企业咨询，只代表企业公开说话，拿企业的钱，向国家纳税。这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但不能一方面以代表全体百姓的名义的公共人物露面，另一方面实际上为某企业说话，并私下拿该企业的钱。另外，必须注意，社会舆论往往向相对弱者开刀。比如知识分子相对于一些贪官就是如此。

　　为何出现反市场化浪潮？

　　反对市场的潮流导致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并使民间知识分子陷入困境

　　刘军宁：对于中国当前市场中的问题，第一个事件应该追溯教育产业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教育产业化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论，特别是来自于民间反教育产业化的力量。即使是主张教育产业化的人，其立场也是不彻底的，恰恰是这种不彻底性导致了教育产业化的扭曲。而这又给那些反对教育产业化，反对教育市场化，反对私人进入教育产业的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理由。我记得前些时候，茅于轼先生主张教育产业化的言论就受到网络人士的猛烈抨击。

　　第二个事件就是郎顾之争，其实跟顾雏军本人没有什么关系，是主流经济学家与郎咸平的争论。但这个问题争执的焦点是，如果国企改革导致瓜分国有资产的现象，使得国有资产流失，那怎么看待？坚持改革的人认为，即使国有资产流失，国企改革也得继续；反对国企改革的人像郎咸平，宁愿不改革也在所不惜，也不要扭曲或是不公正地导致国有资产被瓜分的改革。争论发生之后到现在，顾雏军被抓起来，似乎在某种程度为“郎顾之争”划上了一个句号，近段政府有关部门又宣布医疗改革失败，其原因在于市场化。现在网上反市场反改革的声音非常强大，主流经济学家被称为是“无话可说，说话没有底气”。

　　这事实上导致中国的改革处于一个停滞阶段，包括国企改革实际上已经失败，没有任何改革措施出台。现在真正困难的局面是针对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面临两方面的压力，特别是那些民间知识分子，这里指的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一方面面临政府权力的压力，一方面受到来自民间舆论的压力。那么他们还有勇气说出真相？还有勇气保持其独立性？还有勇气在面临权力和舆论双重压力下提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好像那些主张改革的人也没有勇气面对大众的情绪吧，更何况是他们！

　　市场化过程需要一个法治框架，没有这个框架，市场化必然是扭曲的

　　秋风：从现在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来看，“市场化”、“改革”这两个词，已经具有了负面含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以向往的口吻谈论改革或市场化，人们普遍假定，中国应当走这样的道路，往市场的方向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控制，扩大市场化，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应该推进民营化。然而，大概从新世纪开始，市场化改革失败的断言一个接一个，市场化的声誉也破产了，人们认为，市场化应当对教育、医疗、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等领域中的问题，承担责任。

　　这种话语转换，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含义，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过去二十多年，市场话语对改革起了很大推进作用，现在这么多人反对市场化，必然影响改革的进程。人们在否定市场化的时候，也连带着支持扩张政府权力，而在中国，政府的权力已经很大了。有的人甚至直接提出恢复计划经济体制。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是改革的挫折或市场的失信，这主要跟中国的转轨模式有关系。渐进式转轨模式有一个悖论，它在利用市场的同时也在损害市场制度。新生的市场力量，无法摆脱权力的控制。于是，所生成的市场，就有很多扭曲的地方。能够与不受控制的权力完美配合的，只有扭曲的市场。

　　二是经济学家在讨论市场的时候，忽略了市场背后的支持因素，或者支援性制度。经济学家经常想象，先有市场交易，然后自然就会生成法治宪政。其实，历史的经验可能恰恰相反。英国和美国的市场制度是最健全的，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的声誉还不是特别糟糕。而在这两个国家，都是先有宪政、法治制度，然后才有现代市场制度。

　　根据这一历史经验，可以说，市场化过程是需要一个法治框架的，没有这样的框架，市场化必然是扭曲的。人们所谈论的市场化失败，其实是政府的失败，权力的失败。比如，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不是民营企业家的贪婪，而是官员的贪婪。产权改革过程中之所以问题重重，根本原因在于，操作改革的行政部门及其所委任的国企高管的权力不受控制。

　　中国要实现转型，市场化是必须要走的一步，而保障市场化声誉的唯一办法是强化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

　　不要认为市场解决不了再分配就说市场失灵，市场恰恰为再分配打下了基础

　　冯兴元：市场本身只是一个实现效率的装置，或者机制。从实现效率意义上，市场是妙不可言的。不要奢谈“好的”市场和“坏的”市场。市场的“善”亚当·斯密就谈到过。意思是，市场或价格象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众多个体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无意间实现了公共利益。市场竞争的极致可能是垄断，这也是高效率导致的结果。

　　这时存在两派观点，其一认为垄断不好，其二认为从长期来看，只要放开市场准入，不存在持久的垄断。但是对于后者这种“去垄断”可能意味着人们必须颇费时日等待。百姓可能失去耐心。现代反垄断法的出台成为重要的补充性机制。

　　市场和市场化本身的声誉是毁不掉的。只要你认定它是实现效率的最好手段。千万不要认为市场不能解决再分配就说市场失灵。市场恰恰不会在这方面失灵。它为再分配打下了基础。

　　涉及高等教育领域的市场化，一些人看到许多学生毕业等于失业，一些毕业生质量差，因而怪罪教育部同意扩大招生，允许开放民办高等教育。事实上，这种批评是有问题的。我看到许多农村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大学，父母很开心，想方设法筹钱送孩子上学。我看到很多孩子终于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即便自费也在所不惜。

　　开放办学渠道没有错。至于质量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推行核准制，设置办学的一系列最低条件。其次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确保教育作为产品必须符合某种最低可接受的标准。这方面的做法很多。比如美国、德国管理教育的事权在于州和地方，它们可以设置一些标准，而且较之中央政府更容易监督质量。大学之间还可以自己成立高教联合会，实行自律管理和监督。

　　市场的问题是政府运作不到位

　　秋风：我们的经济学家过于重视交易的效率了。然而，若不考虑交易的制度框架，则效率根本就无从谈起。假设顾雏军确实是中国第一流的企业家，科龙交到他手里，也确实可能导致企业盈利最大化。但顾雏军要获得科龙，要必须遵循正当的程序。对于产权交易来说，交易后效率的改善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产权交易的程序。我们的经济学家犯了一个错误，以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取代了产权的程序正义问题。顾雏军确实很有能力，但不能因此就说，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让顾雏军来经营就行了。这不是考虑政策问题的正确方法。应该看到，在政策决策中，既需要追求经济福利的改进，也需要考虑程序正义，考虑社会的道德价值，优良的政策是在这几个价值之间进行平衡取舍。

　　冯兴元：即使你认可民营化或者市场化，还是要靠机制配合才能运作。比方说维持透明度、公平的规则，这是政府至少要做的。有人由于过程当中的不公平的程序，然后就怪罪市场化的结果，怪罪市场化本身。

　　新望：以医疗改革为例，医疗改革根本不是市场化带来的问题。从付费的方面看，政府确实没有承担任何费用，例如社保，政府从付费方面想市场化，但政府不承担公共服务的成本，让老百姓承担，包括公共医疗。付费上要市场化，但真正提供的服务又不市场化，而是高度垄断的。政府开放了医疗领域了吗？民营化了吗？没有。医疗的价格和医院的工资都是政府定价。问题不在市场化，在于垄断，在于还没有民营化就开始市场化。那些扭曲的官方机构，在医疗机构还没有民营和竞争情况下就开始商业化市场化。这怎么能叫市场化改革呢？

　　秋风：我认为企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化是指向民营企业开放原来国有企业垄断的一个市场。而在我们这里，很多改革，比如，教育、医疗改革，不过是，仍然维持某些企业的垄断，但政府为了推卸自己的财政责任，又纵容这些企业进行商业化经营，追求利润。其结果就是，正常的市场化企业根本没有发育，但市场化的声誉却被那些搞商业化的垄断者给毁了。

　　冯兴元：民营化和市场化需要一些公平、公开、公正的程序和规则，还需要一些配套机制。这方面应该是可达成共识的。

　　这些程序和规则包括竞争性报价或公开招标，订立民营化协议，其中又包括民营化后的商业计划、原企业资产净值、投资额、保留或新雇的雇员人数，民营化后所应达到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政府在整个过程中监管作用，惩罚条款，公示主要合同条款等。

　　这些配套机制比如包括政府体制改革，独立的会计和

审计等。不能因为一些规则和配套机制没有跟上就怪罪民营化和市场化本身。很多问题是政府运作不到位。民营化和市场化本身仍然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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