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退化

　　唐学鹏

　　快乐是一个最让人大惑不解的词语，我们这些俗人每天寻求快乐，但总夹着疲惫和消沉回家。有些经济学家总喜欢测度快乐。他们的测量技术日趋先进，采纳了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来重新布置快乐的效用函数。但是，新技术的引入并没给老问题带来一个更确凿的答案。

　　在过去的几十年，英、美、日本以及中国，人们的收入普遍增长了几倍。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消费物资的剩余。人的寿命总的来说是延长了、体质也更健康。人们的生活更丰富有趣了。这似乎让人觉得，生活在今天的每个人都会比1950年代的人要更幸福。

　　但是，这是错的。根据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所做的许多民意调查显示，一旦一个国家脱贫，国民收入增加并没有带来快乐的增加。举个例子，自上世纪50年代，那些自认为“非常幸福”的人的比率一直维持在30%左右，而认为自己“还算幸福”的比率有所下降，大约下降了8%。

　　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莱亚德(Richard Layard)是一个“快乐倒退论”者，他甚至认为，古人的快乐要超过今人。他的这个观点有点让人吃惊，我们都觉得自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是，教授说，大错特错。最重要的原因是，过去的人与人的竞争强度没有现在这么大。过度地宣扬竞争观念会让社会公民们疲倦，心累，道德真空和易于相互嫉妒。

　　最近，莱亚德教授出了本关于快乐的书《HAPPINESS》，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述如何获得快乐，他提供的方法很普通，比如认识男女朋友、参与社区活动、寻求美满婚姻以及找到趣味相投的人群。

　　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富有争议性的观点，认为人们为争权夺利的零和游戏规则已控制了貌似上进的社会。野蛮竞争的丛林规则是不幸的源头。简单地说，上进的社会往往是非常不公平的社会。中国的圣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太突出，并不是件好事。

　　莱亚德非常讨厌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快乐效用论”，他认为心理学根本不支持这些个人主义的效用观。比如，检验人们是否快乐幸福，主流经济学家总是看人们是如何行动的而不是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如果你选择一周工作90小时、减少休闲时间，那么这就说明这份工作能使你幸福，或者至少比增加更多的空闲时间要幸福，否则你就不会这么做。你的行动展现了你的真实的偏好，即使你告诉调查者说你更想与孩子们多呆一些时间，即使这是你最真心的话。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不相信，他们会讥讽道：你疯狂工作，即表示你和孩子们在一起并没有工作的快乐。

　　盖言之，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做的比想的要更真实也更重要。

　　为反击这种逻辑，可以利用行为经济学家的理论成就。行为经济学家倾向于信任人们诉说的愿望与感受，以及观察他们痛苦的表情和低沉的音调。而不是敢怒不敢言的加班行动。莱亚德发现相对的财富才是主宰快乐的重要源泉，而不是绝对的财富。在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学生宁愿每年拿5万元，而他们的同事拿4万5，而不愿他拿10万而他们的同事拿20万。

　　人们往往舍弃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去工作，是防止被热爱工作的伙伴拉得差距过大，当这种差距太大，就意味着自己的

竞争力不足，有从市场退出的危险。所以，舍弃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显示他爱这个时间所创造出来的金钱数量，而是想保留和维持自己在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岗位的评价。让别人觉得自己还算能胜任这个工作，不至于很快被替换。被替换掉的话就意味着所有都失去了。

　　这好比环境污染。一个人(或一个公司)的行为会伤及别人。他指出，幸运地，经济学家已计算出如何对付这些外在性，那就是向他们征税，让污染者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所以在莱亚德教授列举的提高人类幸福的清单上有如下建议：对高收入者征高税，使竞争不至于太过惨烈。

　　莱亚德认为，收入的不平等是一个社会重要的心理伤口，不要听一些经济学家的胡扯，认为只有残酷的竞争和血汗钱才能带来繁荣。社会要尽量民主，竞争可以适度，民主的社会往往会抑止那些野蛮的愚昧竞争。比如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歧视移民是不正确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民主(多数人暴政)歧视原则下，当地的原居民被威胁感是减少了些，他们的确更快乐一点——尽管我个人反感这种歧视外来人的做法。

　　我并不完全同意莱亚德教授的分析，但是我相信，他的书对于一个怒火冲天的不快乐的社会来说，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有点像哲学家萨特提出的命题“他人即地狱”。如果你活在一个相互影响的社会，你经常会从比较中感到不快乐，当然你需要学习，学会不要一味同别人比较。不过，有时候，这由不得你。境界的东西很难强求，尤其是身处一个不得不残酷竞争的达尔文社会。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