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觉醒(3)--我思故我富

　　文／滕泰

　　如果我们现在来批判重农主义，很多经济学家也许觉得很滑稽。其实在中国批判重农主义思想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根深蒂固的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是导致500年中国落后的根源，还进一步约束了中国财富思想的发展。

　　财富思想与大国的兴衰

　　重农主义学派是一种极端农业劳动论者，把财产起源仅仅归结于农业，否认工业和商业等的作用。中国的重农主义思想远远比欧洲影响更加深远。法家、儒家都农业称为本业，把其他行业称为末业。

　　在重农主义时代，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伦，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不仅在农业生产力，而且综合国力方面遥遥领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亚洲、欧洲、北非等地区都出现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阶段性极限，恪守农业为本的重农主义思想成了财富拓展最大的障碍。

　　中世纪欧洲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在《论君主政治》一书中较早地提出了商业创造财富的思想。200年前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为，市场交换可以促进社会分工，每一次交换都能为整个社会增加财富。重商主义把金银即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把对外贸易看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伴随着重商主义思想内的传播，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先后崛起。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就宣扬“殖产兴业”，也就是所谓贸易立国、产业立国，美国商业和思想起源作为殖民地留下来的重商主义思想体系和制度范式。

　　上述国家的富强之路同四大文明古国有本质的不同，不是完全依靠自身的农业生产而积累财富，而是完全外向型的思维，依托外部资源、发展本国优势产业，通过国际贸易积累起巨额财富。

　　上述国家作为优势商业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商业资本在产业资本面前屈服的历史。只有英国和德国等国家成功地进行产业革命，成为又一代财富强国。

　　前苏联的崛起是工业主导的财富时代的最典型的案例。以重工业化、两大部类关系为理论基础，通过压制消费，注重投资和积累、行政分配、军事化、集中管理，迅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盛极一时的世界强国。

　　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贸易和产业革命中积累了一定优势地位，并利用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成为世界强国。而真正奠定美国全球地位的还是

二战以后的金融和贸易体制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全球硬通货，美国成为全球的中央银行。此外，美国还主导了以WTO框架体系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安排下，中东等地区的资源掌控在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内，拉美、亚洲等地区被置于生产的最底层。如同16世纪英国人用

纺织品、奢侈品贸易导致全球农业国家的白银向欧洲流动一样，如今欧美等国的高端产品扮演了16世纪欧洲纺织品、奢侈品的角色；而中国等国家的纺织工业、家电工业承担起使用价值提供者的角色，艰难地赚取着微薄的利润。

　　由于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人们不断发现一个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随着制度因素、金融因素、观念因素的变化迅速膨胀或者衰退。信用、体制、估值、吸引要素投入等手段都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当东南亚几个小国迅速崛起的时候，就有理论认为其GDP增长包含较多由国际资本流入而导致的房地产、工资、

汇率和其他金融因素导致的资产升值，从而断定这种增长是不合理的。以此为基础，某些金融投机家所导演的该地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价值体系的调整直接导致了大量社会资源和财富流出和蒸发，导致数万亿财富的毁灭。7年过去了，这些地区的增长模式、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主要金融产品指数也回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前，但是再没有人说它不合理，因为该卷走的财富已经卷走了。

　　财富流动与大国的崛起

　　历史上的强国富国之路从来就是由财富创造方式的突变、财富的流动、和财富思想的变化所直接决定的。例如：英国和德国的崛起则是因为工业革命奠定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比较优势；日本在近代的繁荣毫无疑问受益于明治维新、甲午海战的胜利、朝鲜战争等契机；美国经济的崛起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全球资源的持续流入，以及其资本市场对全球资源的吸附，更得益于战后美元作为全球硬通货的地位和调动全球资源的能力。

　　可见，富国的崛起大部分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利用航运业、战争、廉价的人力资本、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特定的地理位置、特殊的矿产资源吸引了地区以外的经济资源。因此，仅仅将眼光局限在生产领域，富国强国之路不仅是漫长的，甚至是无望的。当然，生产领域的增长并非不重要，而是必须以经济价值理论为基础，将生产活动放到全球经济价值体系中，分析掌握哪些资源可以主导社会经济价值的流向。当然，不同时代主导财富流动的力量也不同。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奴隶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是奴隶，掌握了奴隶就掌握了财富的流向；在农业社会，土地开始成为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掌握了土地就掌握了财富；工业社会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城邦和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摆脱了有形的地域和人口的限制，而开始以资本来衡量，在这个时代战争的主流目的不再是掠夺人口或争夺土地，而是为资本寻找市场和原材料的产地；以后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资本的迅速增长使生产要素之间的稀缺性发生进一步的转变，资本将逐渐沦为技术拥有者和企业管理者的附属品；在全球生产能力过剩的时代，市场和有消费能力的人口就成为吸引财富流动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才迎来了又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中国应关注国家利润总量

　　今天，财富的创造早已经从农业延伸到在有形商品的生产领域，进而延伸到流通领域，资本、知识活动、人们的理念、估值变化都是财富创造的方式。而中国的财富观历史上长期受到农本主义思想影响，近代又受到“劳动是财富唯一源泉”思想的影响，进一步约束了中国财富思想的发展。

　　一直到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还把私人商业活动都称为“投机倒把”。但是改革和开放的历史选择不仅在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深度地参与到全球经济当中。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一方面要彻底摆脱农业思想以及劳动是财富唯一源泉的思想局限性，另一方面要研究什么是主导当今世界财富流动和分配的主导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捍卫、拓展本国福利。

　　如果是游牧时代，强大的国家就要掠夺牲畜和人口；一战、二战时代，工业化国家都要掠夺殖民地。现在文明时代，某些国家只要通过汇率、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制度安排，就可以达到掠夺牲畜、人口、资源、市场的全部目的。因此，在汇率、贸易制度处于弱势的中国、中东地区，不管产量增加了多少，国民财富都是在相对地减少——生产越多，财富流向大国的就越多。我们不仅要关注生产，还要更多地关注国民财富和居民福利的变化，关注国家利润总量的变化。

　　国家利润总量是一国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相应份额，表现为来自海内外的国家利润的扩大或者缩减。关注GDP总量变化的同时，还要关注这种总量变化中包含的财富变动关系。

　　(本文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师、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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