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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郭国松
据报道，中部某市以“切实改善信用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名义，由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对截止到今年8月20日前尚未还清农村信用社贷款的33名国家公职人员实行停职、停岗、停薪的措施，其间，被“三停”的干部每月只发给24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费，其余全部用于偿还贷款，同时追究党纪政纪处分。
不仅如此，“对实行‘三停’的国家公职人员，还进一步实行不提拔、不调动、不评先、不加薪、不晋级的‘五不’措施，对限期还款不到位的公职人员进行诫免谈话，已提拔任用或在重要岗位上工作的信用缺失干部，将予以组织调整”。
看到这些报道，让人觉得吃惊。干部拖欠金融机构的贷款，与纪检、监察、组织和人事部门何干？因欠贷不还就对他们采取“三停”、“五不”，还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
要看清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楚借贷是一种什么行为。首先，中国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是企业，农村信用社亦属此类；其次，金融机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法人或个人提供各种形式的贷款，属于民事行为的范畴，借贷双方遵循的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事活动的一般规则，只要不涉及诈骗等金融犯罪，一概与公权力无关。即使到期未能如约归还贷款，亦属民事违约行为，银行作为债权人，可以依法起诉债务人。
由上述权利关系所产生的行为可以看出，银行与借贷者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不管这个人是公职人员还是农民，与他们的身份没有关系，更与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无关。这种“三停”、“五不”、党政纪处分做砝码，强制干部向信用社归还贷款，破坏了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对那些被处理的干部而言，是一种越权行为。
那么，借贷不还是否涉及信用问题呢？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这33名干部由借贷不还所产生的个人信用缺失，与他们的公职身份有什么关系？在中国香港，《防止贿赂条例》规定，“公职人员未得到行政长官的一般或特别许可，纵使与公事无关，亦不能以私人名义收受利益。”而“利益”就包括借贷行为。但内地所有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党员干部的纪律规范中，没有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向金融机构或私人借贷，这意味着他们的借贷行为是合法的。至于到期不还贷款是否要承担与职务相关的类似“三停”、“五不”的处罚，既然借贷是合法的民事行为，那到期不还贷款的后果也只是构成民事违约。尽管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公民信用评价体系，但对于此类拖欠贷款的问题，金融机构自有他们的手段。
借贷逾期不还，或许有各种原因，包括经济困难等，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不讲信用的“耍赖”行为，但这仍然没有超出民事法律的范畴，应当由民事合同的双方依照法律途径解决。与此相反，民事权利遵循的是“法律不禁止即合法”的原则，除依法受到限制之外，民事权利原则上是无限的。
我们现在时刻都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立现代法治政府。这种权力无边的思想必须根除，否则公权力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捞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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