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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华
31日，在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政府会议室，佘祥林签完协议后哽咽地说：“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当日下午，佘同律师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荆门市中法院支付佘祥林256994．47元4009天×63．83元／天赔偿金。同时，雁门口镇政府决定，一次性给予佘祥林家庭生活困难补助含建房费20万元。（9月1日《现代快报》）
虽然这次国赔的“正面数字”被不少人早就言中，且25万距佘祥林5月11日提出的437万元国赔额有很大落差；但是，雁门口镇政府不管是基于何种外因和内因的作用，技术遵照“国赔法”，以及数月前最高检出台的刑事赔偿标准“以日均工资63．83元计”，另给佘20万元的“公道补助”，这对佘来说，无疑是拂过胸际的一缕精神慰藉的轻风。
与佘祥林狱中承载11年的“杀妻”屈痛巧合的是，《国家赔偿法》自1994年5月12日颁布以来，也跨过11载。佘祥林回家的路走了足足11年，今年4月13日那天他回到已然陌生的家门时，惟一的感觉是沧桑；而“国赔”在迈动这11年的步子中，却远非“沧桑”一词便能概之。
11年过去，就是一台铁打的机器也有生锈的零件暗藏其间，然国赔法却一直未动过修理程序——哪怕是诸如更换一个螺丝钉的“小修”。一份资料显示，国赔法10年支付赔偿金仅5819．53万元，我们当然不能乐观地认为，这是公权机关不法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行为鲜有；相反，这样的侵权不少，泾县有一极端个案：2001年1月陕西泾阳县一少女麻旦旦被警方暴打屈招，后这起“处女卖淫案”受害人提出的500万元赔偿被驳回，她仅得74．66元国赔金。
这就是佘祥林索赔案成为国人聚焦点的原因所在。也许一个刑讯逼供的警察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侵权行为得不到法律的有力惩戒，可怕的是防止10个、100个“佘祥林案”出现的“法律震慑”依旧未形成。古人云：乱世用重典。我看现在虽非乱世，但至少借公权“侵权”的案例还在上升，这从近段时间公安机关接访人群陡升的现状便可窥一斑。可见，不管佘祥林这次国赔金怎样高，及至将国赔金“分摊”到侵权者身上，让其为失责背上经济和精神枷锁，都不为过。
试想，堂堂“国赔法”可以忽略屈冤者的精神伤害，新司法解释“一天赔63．83元工资”，有些公权机关，纵然不把下一个“佘祥林”一关11年，但关你一天或几天，几十元的国赔金，他们岂会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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