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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舆论一直抽象地说“农民工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而收益很少”，这回终于有清晰、翔实的数据表现了。
农民工对中国的贡献有多大？学者蔡方在近日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提供了这样一组数
据：改革开放20多年，劳动力流动对ＧＤＰ贡献率达21％！农民工已占第二产业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而农民工的收益呢？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之间工资差异中，同种岗位因为歧视因素占39％——“贡献大而收益小”表现得非常明显。（9月1日《新京报》）
这组数据立即让我想起一位政协委员的计算：一个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约在25000元左右，而充其量才拿走8000元，剩余的都留给了城市，而目前，一般的中等城市吸纳的农民工大都在10万以上，大城市更是数以百万计——可见农民工贡献与收益间存在着多大的失衡！
看到如此失衡的收入现状，笔者首先想到的是：这些都只是作为局外人的学者，站在理性高度对一个群体状态的宏观描述，农民工自身清楚这种状态吗？他们自己能不能感觉到“贡献大收益小”？我想，农民虽然没读多少书，但在切身损益判断上，其触觉应该比任何一个局外人更敏锐，他们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但应该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失衡。
问题就来了，既然能感受到“贡献大收益小”，为什么农民工还坚持“进城务工”这种选择？为什么他们不转向那些“贡献与收益均衡”的工作或争取改变这种失衡？显然，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我们都属于理性的经济人——而一个经济人似乎是不能容忍“贡献大收益小”这个失衡状态的，因为“贡献大收益小”是一种利他状态，而经济人的本性是利己的——难道农民工都是损己利人的活雷锋，或者他们根本就缺乏经济人理性？
深入思考可以看到：不是农民工不想做“潇洒”的经济人，只是，成为一个经济人是要有资格的，资源、权利等都非常贫困的农民工尚不具备成为一个经济人的资格，所以只能被动地忍受这种“贡献大收益小”的利他状态了。
要想像经济人那样最大化地利已，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首先是，要有一个维持自身基本生活的保障，像温饱、子女教育、医疗这些维持家庭基本生存和发展的资源要所依靠，这是选择的基础——追求利益最大化最重要是要能够选择，显然，摆在一个基本生存和发展未得到保障的人的面前是没有多少选择。一个农民工，在“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的生存压下下，除了进城务工外，他们还能怎么样？
这涉及到成为经济人的第二个条件，即要有“选择的空间”。有了充分的选择空间，有更多的选择，一个人才敢于潇洒地拒绝那些“贡献大收益小”的工作，去追求“贡献与收益均衡”的工作。而显然，农民工的选择空间太小了，他们除了在家务农坚守贫困，就只能进城为城市发展作贡献。
还有一个条件是，要有“选择的权利”，即能够通过天赋和法赋的权利改变不公的待遇，扭转“贡献大收益小”的现状。可我们看到，社会中许多群体都可以用手投票、用脚投票、用货币投票、用点击投票的方式追求“私益”，而面对“贡献大收益小”，他们能怎么办呢？很多人说“民工荒”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一种方式，但基于选择空间太小，民工是“荒”不到哪里去的。没看到不少城市，人家嫌人多还准备施行“人口准入”呢！
写到这里，笔者发现，虽然“贡献大收益小”，但农民工仍选择进城务工——这仍然是一种经济人的选择，只不过，因为条件的约束，这种利他的经济人当得太窝囊太无奈了——为了基本的生存，他们不得不以“利他”来换取一点点微薄的“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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