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欣：伪教育产业化无益拉动内需 成为发展羁绊

　　叶欣

　　近年来，“教育产业化”已成为一个时尚名词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摇旗呐喊者不乏其人，口诛笔伐者也大有人在。笔者在这里要讨论的，是教育产业化，尤其是伪“教育产业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教育产业化的由来

　　依笔者之愚见，教育产业化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时代产物，无论是加油助阵，还是嗤之以鼻，都必须先弄明白才是教育产业化，否则人云亦云，不免有失偏颇。

　　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各级各类教育的市场化倾向和特征越来越明显，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突出现象。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市场化的主要理论依据来自于经济学对教育投资的分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19世纪后半叶以来建立起来的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由于对其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而使教育向市场化过渡，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或条件：一是要在“消费者”(consumers)和“生产者”(producers)中形成市场观念；二是要形成取代免费集体服务的市场交换关系；三是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生产者机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所有的机构(无论私立还是公立的)均是独立的和竞争的企业，社会无论是对私立的还是公共的机构都应一视同仁。［3］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另一积极鼓动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F.A.Hayek)。他认为，市场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应将市场的竞争原则运用于教育领域。他所赞同的唯一的平等形式是市场公平(market　equity)，即在教育市场中进行竞争的权利。而不平等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社会现象，它是促进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片面强调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发生怀疑并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他认为，不存在用以决定谁该接受进一步教育的所谓"公平"的教育依据。而政府绝不可以为所有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资助。多少人需接受高等教育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不应受非经济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这些理论在60年代时已经提出，但在“福利国家”思维的指导下并未获得西方大部分政府的支持。在80年代后，随弗里德曼、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的学术成果逐渐占据经济学主流，同时，以新保守主义(New-conservatism)和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为主要哲学体系所组成的"新右派"(New　Right)在社会政治思潮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在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尤以后者强调鼓励开展竞争，允许个人进行自由选择，减少政府对社会部门的干预，加大市场化的力度，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益，其对教育改革的主张也得到西方各国政府的采纳和接受。

　　从西方国家“福利国家” 到重新回归“守夜人的政府”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教育市场化是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条件下进行才能真正谈教育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才可能避免造成社会公正失衡的恶果。罗尔斯在《正义论》所论述的正义理论以两个原则为基础，“第一是每个人都应平等地拥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是社会分配在个人之间的差异以不损害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的利益为原则，而且地位和职务应向所有人开放”。即首先必须解决基本福利，先确保基本的平等，才能言及效率、资源的配给。西方国家之所以进行教育市场化的改革，是因为推行多年的“从摇篮到坟墓”福利政策给国家财政背负沉重的负担，也造成资源的浪费，故希望通过市场的力量来解决“看得见手”管理所带来的缺陷。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其中的两个前提：①已推行福利政策，较好地保障公民的福利生活；②具备完备的市场机制和竞争环境。但中国的精英们在给教育市场化做理论注解时只是大篇大篇地翻译、引用西方经济学巨匠的理论阐释，但有意忽略了理论所依托的运行环境。“南橘北枳”的移植教育市场化，给中国造成的恶果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产业化自“出生”以来，其根本目的在于最大化教育的社会效率，是让市场来决定教育的价格和规模，而不是凭几个所谓高层人物来主观臆断。很明显，教育产业化不是说把教育当成摇钱树，用教育来拉动内需以完成一些所谓的GDP增长指标，更不是说通过盲目提高学费的价格来减少政府的教育投资。然而，这个“舶来品”，到了国内却摇身一变，被曲解成：学费涨价，努力扩招。教育俨然已开始成了摇钱树。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表面上，教育的投资回报很高，教育供给少，需求大，所以若按照教育产业化目标，理应提高学费，努力扩招；但事实上，教育投资高回报本身就是一个由错误舆论导向造成的假象。我国目前，高新技术产业人比较落后，加工和制造业仍是主流。很多岗位其实初中毕业水平就可以了，而实际上这些岗位往往是由一些高中毕业生甚至大学毕业生在从事，所以说很多人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来获得一个高学历，只是为了去竞争一个原本低学历就可以胜任的岗位。换言之，有大部分教育投资实际上对于整个社会是无效用的。为什么人们明知无效还要投资呢？这实际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首先舆论造成高学历高回报的假象，于是人们一拥而上，紧衣缩食也要给孩子一个高学历，但是拿到高学历之后发现事实上国内没有那么多高回报的岗位来供给所有的高学历毕业。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部分高学历的学生只能去竞争原本只需低学历的岗位。他们的竞争力自然比较高，于是低学历的毕业生受到排挤。家长们一看情势不妙，压力驱使之下，即使明知高学历不一定有高回报的情况下，也要让孩子有高学历，否则可能会落得低学历无回报的悲惨境地。最后，人们拿着大学文凭做高中生的工作，拿着高中生的文凭做初中生的工作，拿着初中生的文凭做小学生的工作。所以很明显，对于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不是出于教育投资带来的效益的一种主动行为，而是在教育效益被扭曲后受迫于竞争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这样的后果，就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的浪费。一小撮不怀好意的始作俑者，一大批头脑发热的政府官员，再加上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被蒙蔽的家长和学生们，造成了现在“伪教育产业化”的“伪繁荣”。

　　此外，我不惮于怀疑部分政府官员鼓吹教育产业化完全是出于个人仕途的考虑。教育是一个投资大、见效慢的部门，所以是最难以体现政绩的部门，减小教育部门的投入，自然可以把“节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到其他见效快的部门，而曲解后的“教育产业化”正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事实上，按照真正教育产业化的理解，学费上涨和扩招如果是来自于市场的结果，那么说明教育的效益很高，政府就更应该加大教育投资的比率。然而我们惊奇地看到一些官员，一边口若悬河地谈着教育产业化，一边宣称要让教育实现自给自足，对此我除了表示遗憾之外只有悲哀了。

　　所以说，目前国内所流行的“教育产业化”其实际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笔者将其称为“伪教育产业化”。

　　　伪教育产业化与就业问题

　　伪教育产业化的第一个恶果就是严重的就业压力。上面已经提到，盲目的扩招是伪教育产业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扩招用一个词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大跃进”。而这种扩招主要是体现在高校扩招上，从2000年到2004年的高校毕业生分别是：107万，115万，145万，212万，280万。高校毕业生人数的膨胀速度远远超过了社会劳动岗位的增加速度。再加上下岗人员的竞争，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题已经到了不可回避的境地。2002年到2004年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为：80%，70%，73%。也就是说，每年有几十万的高校毕业生，加入到失业大军中来，不知大家是否看到过高校招聘会上那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壮观景象，笔者很不幸看到过，并且看到过许多次。用人单位那挑剔的眼神与学生们那企盼的目光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的“国家的栋梁，社会的未来”的“人才”们，就在这挑剔和鄙夷的眼神中可怜巴巴的推销者自己。在供远大于求的情况下，不平等和腐败恣意蔓延，身高、脸蛋、关系，甚至是幕后的黑色交易，笔者不想在此列举那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例子，惟有叹息。或许有人会反驳，失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太多。笔者不否认的确这里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人口问题，但是在笔者自己的家乡，却存在着大量制造业企业招工困难的情况。一方面就业难，一方面却是招工难，很讽刺吗？其实不然。试想寒窗苦读十几年，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拿到了一个大学毕业文凭，到头来只能当一个产业工人，有谁甘心？此时舆论又来颐指气使地说：大学生要调整就业心态，不要一味追求高职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一个骗子骗了你的钱，你不愿接受被骗的结果却被骗子数落了一通。笔者真不知那群御用文人知不知道廉耻二字怎么写的！

　　用人单位面对巨大的劳动力供给，自然也是头脑发热，一味追求高学历，明明初中生就能做的工作，招聘要求上却说要高中生，甚至大学本科生，于是低学历毕业生进一步受到排挤，那么家长们自然更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那些肤浅的或假装肤浅的官员们，自然更要为扩招摇旗呐喊了，恶性循环，悲哀而又无奈。

　　“毕业等于失业”，不知何时折成了一句流行的自嘲语。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不言而喻，同时就业难和招工难的矛盾问题更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伪教育产业化与教育投资

　　伪教育产业化对于政府教育投资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两个：投资金额的相对减少和投资比例的失衡。所谓投资金额的相对减少是指人均政府教育投资额的减少。与快速增长的高校招生人数相比，政府教育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1年为2.85%，1992年为2.73%，1993、1994年为2.52%，1995年为2.46%，1996年为2.44%，1998年为2.55%，2001年则为2.3%。即使考虑到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也几乎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而全世界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少数几个国家以外，没有几个国家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像中国这么低——印度为3.2%(2001年)，美国为5.3%(2001年)，英国为6.9%(1999年)，瑞典为8.7%(1999年)。目前，中国年度公共教育经费为1400亿人民币，约折合170亿美元，仅占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1500亿美元的1.5%；而中国现有学龄人口数量为2.14亿人，占全球教育总人口的22%。也就是说，中国用占世界1.5%的教育经费教育了占世界22%的受教育人口——这不知是该算作“奇迹”呢，还是政府的失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的减少和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导致了人均教育投资的减少，不可避免的，人均的教育资源减少了，教育质量下降了。这无论是对于学生还是对于社会都是不利的。

　　而投资比例的失调主要是指国家过多的投资在高等教育上而忽视了基础教育。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教育的要求首先是普及义务教育。按理，基础教育应是国家投资的的重点，其次才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可是我国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方面的投资比例欠妥，把有限的教育经费过多地投向了高等教育。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九五”教育经费及相关指标统计数据》，我国义务教育应由国家承担的教育费用占不到35%(世界发达国家约为50%——资料来源：原国家教委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却占了相当部分资金。我国适龄儿童的人口基数大，人头平均费用很少，这不符合义务教育的要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大学阶段投资的比重太大，从我国大、中、小学生均经费情况看，我国培养1名大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培养6名中学生、66.5名小学生的费用，即比例为1：6：66.5(发达国家的比例约为1：1.7：4)。这种不合理投资的结果，使得耗费大量教育资源的某些大学学科和专业的学生，因供过于求而被闲置起来，不但严重地浪费了教育资源，而且加大了政府的就业压力和失业补贴。另一方面，基础教育得不到应有的投资，致使教育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教育设备老化，校舍不能及时改建、新建、一些农村学校危房情况甚为严重。

　　一方面是人均教育投资的下降，一方面又是基础教育的薄弱，这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是极其不符的，我国目前劳动力丰富而廉价，制造业和加工业等低学历要求的产业为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工人需要的是全面的基础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不但有理论知识的教育，还有实践相结合。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为了最求高学历，学生和老师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提高成绩而不是提高工作能力上，另一方面由于基础教育主要是义务教育，资金来源于国家，国家基础教育投资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基础教育根本不可能使得学校有足够的资本来组织有效的实践活动。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基础教育出来的学生无法很快适应工作的需要，所以说我国的基础教育，不仅数量不够用，而且质量也是不合格的！这样的政府教育投资，其效率可想而知了。

　　　伪教育产业化与贫富差距

　　伪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高额的学费是伪教育产业化的又一特征，而这一特征直接导致了贫富家庭的起点不同。教育产业化提高了教育的门槛。目前，一般高等院校一年的学费起码在5000元以上，重点院校或热门专业则高达10000元。取最低线5000元来分析吧，它意味着什么？根据《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预测蓝皮书》，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5854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2210元，最低一年学费分别是一个城镇居民一年收入的91.17%和226%。也就是说读四年大学，光学费一项就要花掉至少2000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3年的收入，一个农民10年辛劳所得。这还是平均水平，一些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不足1000元；城市下岗工人最低保障线2400元，他们的子女上大学，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值得注意的是，光交了学费不等于就能念完大学，现在一个学生在大学里的吃、穿、用、住，购买学习用具、报名参加各种资格考试、购买参考书等等开销，最低最低一个月也要花300～400元左右，一年下来少说也要4000元。这样算下来，如今一个大学生读完四年大学，全部开销最少最少要36000 元！这笔钱对于富人们来说，也许就是一顿饭钱，或者是夜总会里一次潇洒的费用。但是对于靠诚实劳动挣钱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就很无情了：对于小康人家，也许咬咬牙还能拿出来；对于一般工薪家庭，也许要节衣缩食好几年才能拿出来；而对于下岗工人和农民兄弟来说，这不啻是个天文数字。

　　在此笔者不想列举那一个个家长因供不起子女上大学而走上绝路的血泪事实，这太过于沉重。但是笔者不得不说，对于把读书看成逃出贫困唯一出来的劳苦大众来说，日益暴涨的学费无疑是把自己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而问题不仅仅在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也有同样的问题。二○○○年，中国教育部宣布如期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然而正如当年我国宣布“实现小康”一样，这个“普九扫盲”目标的实现，并不能改变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严重局面。由于这个所谓的“义务教育”仍然是要付钱的，而且收费标准越来越高，导致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小学生流失率、辍学率偏高甚至上升，不少农村学生由于交不起摊派而被逐出校门。根据前文中提到的《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预测蓝皮书》中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官方认可的初中生辍学率为3.23%左右，农村地区高达4.2%，有的地区辍学率甚至高达10%。实际上，由于中国各级政府一贯善于慌报成绩、掩盖问题，以及忽略外流人口子女、超生子女的就学问题，造成统计资料严重失实。实际上根据笔者的调查，在一些并不算老、少、边、穷的地区，初中生辍学率也甚至可以高达50%。而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的一篇报导，中国半官方消息来源证实，中国实际小学辍学率高达5%以上，每年产生 50～70万新文盲。

　　而与此同时，各高校又纷纷推出种种政策使得富人们只要用金钱就能买来受教育的机会，美其名曰：“赞助费”，你能想象高考200多分的人都能进名牌大学念书吗？您能想象招生黑幕下多少穷人家的孩子十年寒窗付诸东流吗？腐败，或许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知识就是金钱的时代，接受不了教育就等于是打上了贫困的烙印。这样的教育机制，就是我们整日追求的“公平”？这样的收费制度，就是我们每天宣称的“共同富裕”？我不知道那些口口声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官员们是怎么想的。

　　　　伪教育产业化与拉动内需

　　大肆鼓吹“教育产业化”者往往摆出这么一个事实：我国居民有大量储蓄，而与此同时国内需求明显不足，消费疲软，教育产业化可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不知他们是否有看到，在这储蓄中，80%是掌握在占全国人口20%的富人手中，广大人民并不富裕。学费的涨价，使得在教育方面的收入上升了，但是对于其他消费品的需求下降了，家长们紧衣缩食，为的就是给孩子念书。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拉动内需，无疑是拆东墙补西墙。而且由于人们对于制造业产品需求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制造业受损，这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更为不利。

　　　结语

　　伪教育产业化带来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教育腐败，教育水平下降，都与伪教育产业化息息相关。在此，笔者也不想给政府开什么方子，鄙人的建议永远也不可能会被那些官员们接受，所以我只能叹息，悲哀，和愤怒！

　　作者为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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