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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室主任吴忠民在最新一期的《瞭望》杂志撰文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应通过税收、反垄断经营等措施对高收入群进行限制。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吴忠民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他分析说，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
快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其一，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本来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缓解贫富差距问题，但是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并不健全。另外，中国的地下经济十分严重，地下经济偷漏税流失额在700亿～800亿元之间。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加大；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的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最终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其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其三，经济领域当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一些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就获得了“暴利”。
点评：中国的矿难不断，但仍然不断有矿工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下井挖煤，这种行为选择的背后原因其实就是他们生活的贫困，就是现实中的两极分化，就是我们的社会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假如在那些发达国家，这样的高风险和如此的低收益，肯定不会有矿工愿意下井。更何况他们那里的工会组织也不会同意工人们这么做，工会会强力阻止矿主的这种无良行为。即使在合法生产和安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工会也会就矿工的报酬问题与矿主展开博弈，要求增加工资提高待遇，以相对公平地实现劳资之间的“一次分配”。
吴忠民先生提到，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超过警戒线。我们认为，缺乏健全的、强有力的劳工组织，正是导致此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吴先生指出，“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缓解贫富差距问题”，这当然是对的，许多专家也都把公平地进行“二次分配”视为解决此问题的首要手段。但实际上，同样重要的是如何首先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
由于政府的权力和能力有限，在无数企业的“一次分配”中，政府能做到的只是建立“最低工资制度”，而无法直接干预劳资之间的利益分配。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具体到某个行业、某个企业，政府也不可能知道怎样的分配比例才是公平的，而只能由劳资之间通过博弈去确定。
因此，除了法律之外，工会是工人权益的最有效的“保护神”。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恰恰是真正的工会组织或作用的缺失在许多地方和企业，即使有工会，也已经“官僚化”，实质上已成了政府或企业的一个部门，而难以真正发挥工会对资方的制约和博弈作用。如果“一次分配”因此而不能保证公平，导致分配的严重失衡，仅靠“二次分配”来矫正，其作用将是微小的。
的确，市场经济实行的是“自由交易”的原则，但仅有“自由交易”而没有相应的对作为弱势的、分散的劳动者的保护规则，势必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而这种保护力量，不仅来自于法律和行政，也来自于劳工自己的组织——工会。在中国，为什么少数人“暴富”的速度如此之快﹖为什么劳动力的价格如此之低廉﹖就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劳工组织通过博弈来保证“一次分配”的公平性，致使资方所获得的利润率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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